从近段时间见诸媒体的相关信息来看，该校校长朱清时一再宣称，南科大将通过充分借鉴世界一流大学的办学模式，创新办学体制机制；塑造追求卓越，学术自由和学者自律的大学精神；努力建立现代大学人事制度，构建起以学术为主导的“教授治校”的先进管理体制。这些体制的内核可谓完全去行政化，并且准备用八成外教跟港校实行非常联动，这些与我国高校现行的管理体制迥乎不同。所以它筹办三年方才获取这张“准生证”，可谓在所难免。因此，南科大获准生证更是高教改革之新生希望。

 

朱清时以高教改革者、意识先行者的华丽姿态高调出现时，三年筹办，教育部竟未给“粮票”。“准生证”迟迟不下发，“怀胎”三年的南科大岂能白白“流产”？朱清时却异常坚定，他公开宣称：“改革不能靠等批复，要发挥深圳的‘敢闯’精神。南科大拟自主招生和自发文凭与学位。”这一出招很重，当然也触动了国人的神经。还有那篇向考生及家长发出的约二千字的公开长信，一字一句都刻印着一名高教改革者的滚烫之心。朱清时校长这些行动产生的影响不容低估，也必将被社会所铭记，并再度触发我们对大学教育官僚化、大学精神萎靡化、大师匮乏化的深度反思。

 

但我们尤需看到，如果南科大之后未有“北科大”高调唱和，那么南科大最终仍是一片难以壮大的窄小的试验田而已；如果朱清时之后没有“张清时”“李清时”等全面跟进，那么年已64岁的朱清时，几年后完全有可能成为他一个人的经典，而非一群人的经典。期待高教改革路上有更多的“朱清时”站出来，有更多的“南科大”拍着胸脯站出来先行先试。唯有如此，中国高校的“大师”方能成片成林，中华民族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南科大终于得到批复，值得高兴，但前路坎坷却是必然。南科大的“敢闯”我们并不怀疑，但是这样的敢闯，却注定要面临现实的困境。而且，官场习气浓厚的教育积弊，不是说改就能改的。信誓旦旦要去行政化的南方科大，获得批准的坎坷就是明证。只要官僚化和行政化还牢牢主导着教育系统的运作，南方科大的宏伟目标实现之途就注定艰难。

 

今年6月，新教改方案已获通过。对新教改的真正推动和支持，不在于停留于纸面，而在于真正破除窠臼，譬如实实在在支持南方科大独立办学的方针。以行政化为例，实际上，取消行政级别并不难，真正的难题在于改变习以为常的官僚治校方式和思维。朱清时先生在筹办南方科大过程中，已经深刻体会到了这一点。因此，南方科大的成功也好，新教改要成功也好，必须清晰划分行政权力和教育家之间的分工。政府部门必须意识到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

 

事实上，南方科大筹办过程遭遇的行政化窠臼，至少给公众以警示，教育改革没有理想国，改革注定是异常艰难的，脚踏实地奋力前行需要耐心。其实，当改革进行到一定程度，进入深水区时，不同利益诉求方特别是利益受损者更会跳出来，这是教育在组织结构上被行政化后必然的结果。因此，南方科大要成功，必然需要持续的给力，以打破各种壁垒和阻碍，以保障其独立治校的稳步推进。

 

 

南科大正在追求的目标，也是内地和其他特区大学所要追求的目标。南科大获批之后，肩上就有了双重重任，既要走好自己的路，又要为内地和其他特区教育改革提供经验，让特区大学改革走出政策“特区”，可以为他人复制。

 

南科大改革要可供他人复制，就不能让南科大一个人在战斗。内地和其他特区高校就不能当观战派，而要成为南科大改革的帮手，在理念和智慧上给予声援。内地和其他特区的教育主管部门，也要像深圳特区对待南科大一样，给高校改革和与市场接轨松绑。南科大改革不止是南科大的事，而是与内地和其他特区教育改革息息相关，教育改革新的春天才会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