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蒋老44岁，在纺织工业部设计院任仪征化纤工程设计总负责人。过去二十多年从事化纤工程项目设计及现场施工、安装开车服务等工作积累下来的丰富从业经验，已使他逐渐成为石油化纤业的积极推进者：

　　早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他就担任了国家大型工程贵州有机化工厂、设计总负责人，在我国第一套万吨级的醋酸乙烯和聚乙烯醇装置的工程设计上，消化吸引了日本引进的先进技术和装备，大胆革新，在工程建设上创出了国产化的新路，并成功地在广西维尼纶厂等同类装置上推广使用。

　　70年代初，国家在上海、天津、辽阳、四川建设四大化纤基地时，他作为引进工程技术人才，由化工部调入纺织工业部设计院，担任石油化工组组长，参与了四大化纤基地的规划、引进技术的谈判以及国内配套工程设计工作。那时，他还承担着辽阳石油化纤总厂乙烯及汽油加氢装置的中方主谈代表，与法国技术专家对口谈判。中国工业的落后被国外同行瞧不起，在对详细设计的审查时，他却纠正了法方数百项的设计错误，令对方不得不刮目相看，他们竖起大拇指，称他是“中国的优秀工程师”。

　　历史很像一个舞台，人们一场接一场登台上演，各自完成不同角色。大幕拉开又落下，有的璀璨夺目，有的波澜不惊，有的跌宕起伏。对于蒋老，好像在这之前的人生经历，都在一步步为今后工作中的浓墨重彩而积淀着，慢慢接近着，最后在仪征交织在一起，拉开了他人生另一个辉煌的舞台。

　　1976年，国家决定在江苏建设新的石油化工、化纤原料基地，他作为项目设计总负责人，开始了总体规划工作。这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伴着艰难、智慧和远见，一路走来。在做总体规划工作时，他在化纤老专家李志方的指导下，以中国工程技术专家的胆识，一开始就对引进技术路线和装置作了大胆决策：把过去走轻质油的原料路线，改成了走重质油原料路线，这既适应了全球石油化工化纤行业的发展趋势，也顾全了中国石油资源缺乏的国情。实践证明，正是这一规划的远见卓识，为以后中国石油化工化纤的迅速、健康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978年，他又受纺织部委派，来到仪征化纤，参加中国最大的化纤和化纤原料基地――仪征化纤工程的总体规划，兼任副总工程师及至总工程师之职。作为项目的设计总负责人，他亲历了从总体规划、设计、技术和商务谈判到工程施工建设、投料试车、生产、技术管理和开发等全过程工作。

　　在当年做仪征化纤的总体规划时，他主持规划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单个工厂规模50万吨/年、最大单线产能200吨/日的聚酯装置，以及24万吨/年、单线产能50吨/日的涤纶短纤维装置，在业内引起了极大震动，好多国外记者跑来采访，发问中国到底能不能建成这么大规模的化纤基地？那时世界上还没这么大的工厂，就是化纤老大杜邦公司，单个工厂也只有20万吨。

　　事实又一次证明，正是由于正确采用了世界先进的工艺技术和装备，规模经济合理，使仪征化纤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奠定了它日后持续发展的基础。

　　2005年，仪征化纤的聚酯产能已达到170万吨/年，发展成为世界第四大聚酯生产商。

　　直到现在，人们还念念不忘蒋老当年的亲历所为，称他为仪征化纤工程建设的“总设计师”。仪征化纤工程的总体规划及总图布置是蒋老主持和参与设计的，二十多年后，只要到仪征来的，看到这个总图都会觉得规划得非常好：在方圆十多平方公里的辖区内，从东西到南北，除了对各个生产区域和配套设施精心布点外，还为以后填平补齐、技术改造留下了很多空间。为此，仪征化纤工程在1994年获得了建设部授予的全国最佳工程设计特等奖。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工程设计第一次评选的国家最高奖。

 

 

  　因为爱，所以爱，这是大爱。在这样的爱面前，蒋老俨然是个性情中人。

　　1978年，他只身一人离开北京来到仪征时，儿子才五岁，中年得子，铁汉也柔情，而等待他的“工地生活”更是艰苦。那年冬天特别冷，一杯水摆在屋里，第二天早上就会看见杯里结了薄薄的一层冰。整个建设工地除了荒地、农田和水塘，什么也没有。下工地走的路被建设者们戏称为“水泥路”，就是有水有泥的泥泞路。住的是十来平方米的简易平房，透过屋顶瓦间的缝隙，抬头可以看到天，这里既是卧室，又是办公室、会议室，办公、睡觉、吃饭都凑在了一起。

　　一直到1985年仪征化纤一期工程完成前，蒋老肩上担着两份职责，他既是纺织部设计院的生产技术处主任，又是仪征化纤的副总工程师及至总工程师。至少有6年时间，平均每年他约有11个月工作在仪征化纤。一期工程顺利投产后，蒋老作为纺织设计院副总工程师及至副院长兼总工程师，回北京要担纲起全院的生产技术、质量管理和技术开发工作。临走时，当时和他交往甚密的总经理任传俊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他：“以后有机会，还再回来吗？”

　　他说：“将来有可能，只要工作需要，我再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