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回放：

 

2010年3月10日出版的国家级核心期刊《文艺研究》刊发了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彬彬的长篇论文《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文章中，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读书》杂志前主编汪晖写于20多年前的博士论文被指存在多处抄袭。王彬彬称，他通过比对发现，汪晖的抄袭对象至少包括李泽厚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等5部中外专著，抄袭手法则包括“搅拌式”、“组装式”、“掩耳盗铃式”、“老老实实式”等。

 

2010年7月7日，63位国内外学者在媒体上发表《就汪晖涉嫌剽窃问题给中国社科院和清华大学的公开信》，呼吁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清华大学组织调查委员会，并最终公布调查结论及各委员的投票意向。

 

两天后，一封由近百名海外学者联名写给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的信在凤凰网发表。这些学者称在汪晖的著作中没有发现任何剽窃现象。

 

汪晖先后从扬州师院和南京大学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1985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著名文学史家唐弢先生，攻读博士学位。

 

2010年4月，汪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称，作为学者，他反对学术不端行为。面对学术批评和指控时，最坦荡的态度就是平心面对学术界的评判。最终结论要靠学术共同体的判断。

 

直到目前，尚无“学术共同体”来最终鉴定王彬彬的指责是否确有其事。

 

2010年7月11日，一篇名为《上海大学教授朱学勤博士论文被指涉嫌抄袭》的报道让朱学勤进入大家的视野。此前，《朱学勤：学术界的又一个“汪晖”？》等系列文章早已见诸网上，称上海大学教授、知名学者朱学勤早年的博士论文《道德理想国的覆灭》存在抄袭嫌疑。

 

朱学勤1985年获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学硕士，1992年获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1991年至今任教于上海大学历史系。

 

2010年7月13日，朱学勤向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主动提交了调查申请。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已经受理，上海大学校方则同意朱学勤的要求，在调查期间，作为上海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他将主动回避，不参加上海大学学术委员会的一切活动。

 

截至目前，复旦大学尚未公布审查结论。

 

点评：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王彬彬已公开撰文批评汪晖的博士论文存在严重抄袭现象，这不应该只停留在“媒体辩论”——媒体评价终究不是学术评价；也不是由几个专家表态拍板——几个专家的意见也只是个人意见，而应该由学术机构进行调查、认定。应该立即启动调查程序，组织独立的调查委员会，通过调查、听证，以鉴定汪晖的论文是否存在抄袭。如果没有抄袭，学位委员会可以向公众公布调查结果；如果存在抄袭，学位委员会当作出取消博士学位的处理。

 

熊丙奇也关注了“朱学勤事件”。他表示，不论对于汪晖还是朱学勤，他们是否涉嫌抄袭，自己并没有专业能力判断，但是解决学术争端的基本制度应该是一致的。

 

最近涉嫌抄袭、造假的事件层出不穷。如何建立防止学术腐败的有效机制？

 

熊丙奇开的药方是建立学术共同体，学术自治，摆脱行政的影响，学者贡献不由官方认定，不由媒体认定，而是遵从学术共同体认定的学术标准和规范，不看所谓的影响和江湖地位。

 

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德峰表示，抄袭成为学术界的病症，不能因为学术体制的弊端为抄袭辩护，有些学者遗忘了对社会的责任，谋求体制下的利益，而“学术良知是知识分子的最后立足点，学者应该安贫乐道，良知不改”。

 

 

事件回放：

 

“我的毕业证上不会再有‘钱伟长’三个字，但您，永远是我们的校长……”在上海大学哀悼老校长钱伟长的网站上，一名学生这么留言。

 

我国著名科学家、上海大学校长钱伟长教授于2010年7月30日6时许在上海逝世，享年98岁。

 

钱伟长，江苏无锡人，中国力学家、应用数学家、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大学校长，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名誉校长，耀华中学名誉校长。中国近代力学、应用数学的奠基人之一。

 

1983年，钱伟长来到上海大学的前身上海工业大学——一所当时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工科学校担任校长，1994年，他续任新的上海大学校长，直至逝世。逝世前，他是我国年龄最大的大学校长，也是任职时间最长的大学校长。“钱校长”，也是钱伟长生前最喜欢的称呼。

 

2005年7月，上海大学毕业典礼，93岁高龄的钱伟长穿着大红的校长服，颤巍巍地出现了，当时他需要人搀扶走路，口齿也不清晰。但在座的上大学子，却终生难忘校长的临别赠言——“我们的校训是‘自强不息’，我希望加两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是什么，是老百姓；忧的是什么，是火箭升不了空，是假冒伪劣产品那么多。孩子们，你们是否能记在心上？”

 

全场震撼，继而大家热泪盈眶。这是钱伟长最后一次出席毕业典礼。

 

点评：

 

“钱伟长校长的去世，是我们国家一个非常大的损失。”北京大学原校长、经济学家兼教育家吴树青在得知钱伟长去世的消息后表示非常震惊，同时流露出了惋惜之情，他说：“我与钱校长在学术上不属于同一个领域，对他在学术方面的贡献不好评价。但我认为他不仅仅是全国著名的学者，在世界上同样也有一定的影响力。”

 

吴树青说：“在为人方面，我认为他用谦逊的态度为后辈树立了非常良好的一个楷模。”

 

“去年钱学森先生走了，昨天钱伟长先生又走了，想起来心里就难过……”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科技委顾问、中国科学院院士梁思礼在接受采访时哽咽了，他停了停却依然无法继续，眼泪夺眶而出。

 

在梁思礼看来，人们对于钱伟长的怀念，不仅仅是因为他的赫赫功绩，更是因为包括他在内的“三钱”为中国人民留下一座精神宝库。“钱三强是我国核工业的奠基人，钱学森是我国导弹之父，钱伟长是我国力学之父，他们为国家作出了多大的贡献啊!”梁思礼说，“他们爱国报国，丝毫不计较个人利益，治学严谨，甘于奉献……为我们留下一座精神宝库，所有中国人都能从中汲取力量。我们应该向‘三钱’学习，学习他们的人格、学风，永远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

 

这几年，一个个大师相继驾鹤西去，以至我们常哀叹于这个时代大师的匮乏。

 

何谓大师？大师之大，不仅在学问之高，还在于人格之尚。钱学森“姓钱但不爱钱”；钱伟长下放劳动时，仍推导了12000多个三角级数求和公式；丁聪一生甘为“小丁”，画展从来不要花篮和开幕式……“我们培养的学生首先应该是道德品质高尚、心灵美好的人；其次才是一个拥有学科、专业知识的人。”这正是大师们自身的写照。

 

大师在哪？当下的象牙塔或许真陷入“大学真穷，大师真少，大学真危险”的窘境，但我们也不必太过悲观，因为在没有权术与功利的地方，一定会有大师在静默生长。

 

大师装不来、等不来、骂不来，不妨以宽容与期待，在寻求变革中呼唤未来大师的横空出世，这也是对前辈大师最好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