障碍一是体制机制。
 
    当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不到20%，产业化不到5%，而发达国家技术转移高达40%～50%。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大障碍是体制机制。
 
    首先是产学研利益保障机制不健全。由于各类创新主体的职责和权益界定不清，对共同投入、成果分享，技术、市场、管理等风险分担的机制不健全，缺乏法律约束，导致产学研结合难以持续。
 
    其次是政府发挥引导与协调作用不够。产学研结合没有专门的促进政策，信息和中介服务体系不完善。政府在产学研结合的资源配置上缺乏明确导向，特别是在对多项技术集成创新和产业技术创新链的资源配置上，“贴牌”现象较多。
 
    再次是引导产学研结合的评价激励机制有待完善。长期以来，学术至上“一刀切”的评价标准，造成了业绩考核中轻视企业服务、项目管理中轻视横向科研的“两个不平等”；同时，企业也缺乏合作创新意识，从而制约了产学研结合的积极性。
 
    马德秀建议，应适时制定我国《产学研合作促进法》，确立必要的准则，以促进产学研结合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障碍二是合作模式。
 
    离子膜是我国氯碱工业和新能源汽车的核心材料，国家曾组织攻关10年都没有获得突破。几十家单位松散地合作，都怕投入过多而吃亏，造成研发工作始终在实验室兜圈子。上海交大教授张永明在学校支持下，与民营企业东岳集团组成强大的产学研联盟，以市场为导向，完成了从实验室研究到工程化技术的重大突破，打破了美国杜邦公司的长期垄断。2005年作为山东省一号工程，迈出了官产学研用的重要一步，现已实现产业化并荣获省科技发明一等奖。
 
    “令人担忧的是，这样成功的例子还不多。从这个实例中我们深切感受到：产业技术创新投入高、风险大、系统性和复杂性强，要求参与单位之间形成持续稳定的合作关系。而目前‘年度性’和‘单个项目制’的产学研结合难以适应这一要求。”马德秀说。
 
    马德秀建议，应从三个着力点实现产学研合作模式的突破：一要聚焦产业高端，建立共性关键技术重大平台。紧紧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成立官产学研用战略联盟，集中力量加强攻关，实现“抱团创新”，提升行业整体创新水平。
 
    二要着眼于抢占未来科技创新制高点，瞄准企业明天甚至后天的技术难题，政府给予政策或资金支持，建立企业与高校的联合研发实体。比如，在上海市的积极支持下，上海交大以全新的体制机制，以潜在的市场需求为导向，与国家电网、上海电气、新奥集团、华锐风电等，有效整合人才、技术、资本等创新要素，与闵行区共同成立上海紫竹新兴产业技术研究院。通过加强前瞻性技术研发，引领新能源等新兴产业的发展。
 
    三要积极扶持中小企业创新。民营科技型中小企业具有很强的市场适应性，且富有创新的激情和活力。国家要加大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政策扶持力度，完善银行信贷、担保和服务体系，以确保中小企业能够成为推进产学研合作新的生力军。
 
    障碍三是人才培养。
 
    近年来，我国科研人员数量增长较快，2007年全国研发人员达到173.6万人，仅次于美国。但适应科学前沿和产业高端创新要求的高素质人才，尤其是拔尖人才，缺口依然很大。根据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到2015年，我国仅在装备制造、信息、生物技术、新材料、新能源、航空航天、海洋、环保等八大领域的急需紧缺人才，就需新增100多万人。
 
    “创新型科技人才，仅靠高校关起门来培养肯定不行，必须走产学研合作的道路。”马德秀认为，首先应开放办学，在教育发展的体制机制上进一步适应生产力发展、变革的新要求，加大学科链与产业链的对接。
 
    其次，政府要支持高校在企业建立实习训练基地，让学生在与企业的合作中开阔眼界，在实践中锻炼和提高他们发现问题、凝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比如，围绕中央领导高度重视并多次批示的大型锻件技术难题，上海交大在上海电气重工设立了3个院士工作站，经过两年多的产学研合作，不仅解决了大型锻件的有无问题，突破了国外技术封锁，还培养出一批优秀的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