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江西理工大学设立“教学型教授”，引发了高校是应该“重科研”还是“重教学”的争论，双方的意见仁智各见，莫衷一是。审视双方的基本观点，笔者以为在“什么是大学”、“什么是大学教师”、“什么是大学的教学和科研”等教育基本理论问题缺乏共识的情况下，这些问题的讨论注定是不会有结果的。因为当讨论者以不同的标准和前提讨论同一个问题时，所讨论的问题极可能变成一个假问题。换句话说，只有在不是真正大学的高校中，才会存在这样的问题。
 
    纵观世界大学史，虽然大学经历了以教学、科研、社会服务为宗旨的三个发展阶段，但是从来没有哪个大学宣称要将这三个基本职能明确分开，并表示只重视其中的一项或两项职能。也没有哪个大学认为这三个职能相互对立，需要对其进行非此即彼、或非彼即此的选择。人们在此问题上的基本共识是：三者相互联系和彼此依赖，是自然地融为一体的。所以，对于大学教师而言，教学和研究是密切结合、无法分开的。如果不具备一定的科研水平，怎么能让教授会的成员们认为（你）有学问呢？没有学问，别说评教授，就是当大学教师可能都有问题。大学里的学问，不是“记忆”或“背会”，而是要对自然或社会问题有真知灼见。只有具备这种素养的人，才能承担起培养高级人才的教育责任。
 
    大学（主要是校长）所需要做的工作，就是聘请“热心、积学”的教师，并且热诚地为他们服务，让他们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教学和科研特长。选聘教师的关键是要选准人，亦即一定要选聘那些学问造诣深、有真才实学的人。至于他们怎么教学，怎么研究，是重视旧知识的整理还是重视新知识的创造，是重视新思想的传播还是重视旧思想的批判和改造，则完全由教师们自主决定。教师们或追求博学多识，或追求深邃细密，或追求知识的系统和完整，或追求思想的深刻和独到，全在于他们的境界和水平。这种现象被一些世界著名大学总结为“聘请最好（学术水平）的人，让他们心情舒畅地工作”，也被一些国外的教育家称之为“教师的教学自由”。不同个性、不同风格、不同知识背景的教师们的“各显神通”，自然会形成大学中追求理想、追求学问的高雅和高洁风气，形成大学中生机勃勃的学问气象和文化风采。学生们在不同风格、不同个性、不同方法的教师们的教学和科研活动中，感受知识、学问的深刻和博大，接触到各种各样的思想、观念和方法，会在不知不觉之中树立起做学问的理想和志向，修养高尚的品行和人格，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而教师们也在自然地阐述知识和学问的过程中，在理智地介绍自己学术思想及成果的过程中，完成对学生的教育和培养任务。
 
    显而易见，在教师们立足自身理想、信念、志趣的教学和研究活动中，教学与研究是自然地融为一体的。一方面，大学中的教学不能像中小学校的教学那样，可以将知识从书本上“照搬”到课堂上，教师只要帮助学生理解和学会应用这些知识就行了。大学中的教学不仅需要教师对知识能够融会贯通，举一反三，而且需要通过教师的再创造，让学生理解知识的精义及学习知识的方法，以提高学生的人格境界及培养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教师要把知识教活教透，自然要将知识“吃深吃透”，为此，他们需要对知识的原理和逻辑进行研究，对知识的活动规律和演变方式进行归纳和提炼，对其疑难问题进行探讨和“释疑”，以便能达到用自己的语言及方法将知识传授给学生的目的。为了提高学生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教师们还需要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和方法介绍给学生，让学生从他们的切身体验中得到启示。在这样的教学中，教师们根本不存在是“重教学”还是“重科研”的问题。因为他们的教学虽然不是直接的研究活动，但无疑包含了研究的内容和方法，是体现了教师的研究能力和素养的。这样的教学内容和方式，也是对研究没有兴趣、没有科研能力的人无法做到的。
 
    众所周知，好大学是由好教师支撑起来的。没有好教师，就不会有好大学。所谓的“名校”，就是聚集了较多的好教师的学校。这些好教师或者是擅长教学的，但绝不是只会照本宣科的“教书匠”，而是既擅长课堂教学、又对学问有特别的兴趣、并能够引导学生一起钻研学问的专家；或者擅长科研，但绝不是那种只会钻古书堆的“老夫子”，而是既对做学问有特别的兴趣，又特别注重将自己的新思想、新观点、新方法，以明白易懂的语言和方法传授给学生的合格教师。许多擅长科研的教师基本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在教学中表现得很精彩，特别是在讲解自己的科研成果或研究过程的时候，其激情洋溢或滔滔不绝，往往成为学生们最美好的记忆和校园里最美好的故事。过去大学中的好教师是这样，现在大学中深受学生欢迎的好教师也是这样。一些人习惯引用的如陈景润等擅长科研、但拙于教学的例子，在现实的大学教师中是比较少有的，根本不能作为教师只能教学不能科研、或只能科研不能教学的普遍性例证。这也就是梅贻琦先生其所以说“大学者，非大楼而大师者也”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