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教育部科技司与中关村管委会联合发布《关于促进在京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实施方案》，将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绩效纳入“双一流”建设考核评价体系。

  其实，“双一流”建设自首批名单公布、由战略决策转入真正实施以来，这早已不是第一次有其他内容纳入其中。此前，某高校就提出，要把思政课作为人才培养的核心课程纳入“双一流”建设重点任务；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还有代表提出，要把宁静校园纳入“双一流”建设指标。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今后，是否还有类似科技成果转化、思政课这样的内容纳入“双一流”建设，目前尚不得知，但这一势头却值得关注和探讨。

一种政策引导

  说到科技成果转化绩效纳入“双一流”建设考核评价体系，其实在名单公布之前的2016年8月，教育部、科技部出台的《关于加强高等学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工作的若干意见》中就早已明确提及：“高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绩效纳入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考核评价体系。”

  可以说，这次教育部科技司与中关村管委会联合发布方案，只是对上述文件的一次地方性落实和尝试。

  “它主要还是针对北京的部分高校，并不能够作为对全国高校的要求。”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别敦荣认为，对科技成果转化的支持，不应该只是“双一流”建设高校来做，所有有关高校都应该重视起来，因为科技成果转化率低是中国乃至国外高校的共性问题。

  在他看来，高校毕竟不是产业部门，教师们更擅长做科研而非转化，这也直接导致了高校的科技成果转化率比较低。“这个方案更多的是一种导向。因为考核就是一种评价，评价就是一种引导，引导高校更加重视科技成果转化。”

  对此，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操太圣也表达了类似看法。

  “该方案中的这一规定体现出了政策的价值导向作用，即向社会宣告决策者关注的重点是什么？资源配置的方向在哪里？”操太圣说，具体来讲，就是告诉那些进入“双一流”建设的高校要关注此问题，并在办学过程中努力落实，否则可能影响到后期的评估结果和进入下一期的“双一流”建设。

  不过，操太圣认为，科技成果转化有其学科与专业属性的要求和限制，将来在评估时如何兼顾不同高校的学科差异性，特别是那些以人文社科专业见长的高校不至于因为这一评价指标就被打入另册，也是需要提前预见的。

  可以想见，在“双一流”建设中把科技成果转化绩效作为一项考评指标，势必会激励高校更加重视科技成果转化，起到促进科研驱动经济产业发展的效果。“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方案是有积极意义的。”别敦荣说。

  既然如此，是否类似内容都可以纳入“双一流”建设呢？答案是否定的。

瞄准世界一流

  “双一流”建设本身有一个特殊的界定，即“中国特色、世界一流”。

  “‘中国特色’讲的是特征，‘世界一流’讲的是水平。‘双一流’建设追求的是世界水平。”别敦荣说，所谓的科技成果转化，不应该是一般的科技成果转化，而应该是追求世界一流、能够引领中国产业发展的成果转化，也就是高科技成果。

  他认为，不能泛化为什么都可以纳入进来作为考核指标，还是应该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出发，从建设世界一流学科的角度，考虑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科技成果转化以及社会服务等。“一切的一切都要以‘世界一流’为中心，如果脱离了世界一流，就可能误导‘双一流’建设。”

  在操太圣看来，“双一流”建设在本质上还是办教育，因此，还是要回归到办大学、办学科的本源上思考，特别是“双一流”建设高校，更应该以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引领社会发展的各行业精英为职志。

  “实践中，‘强调科技成果转化’可以看做是市场力量对大学发展提出的要求；‘重点建设思政课’更多地反映出党对合格接班人培养的关注。”操太圣说，从我国教育的社会本位特点来说，出现这些现象是可以理解的。“其同时也提醒人们，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与遵循教育规律相结合，加强高校自身的主体地位和能力建设，做到教育的‘四个回归’也非常重要且急迫。”

  而对于瞄准世界一流而进行的“双一流”建设的现状，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却有着自己的担忧。

  “对于一所一流大学来讲，一定要有一流的人才培养和一流的学术成果。”熊丙奇说，我国如今在人才培养方面的重视度并不够，考核时往往以规模和体量来代替质量，比如研究生的规模，而实际上，一流人才培养是与学校整体的课程建设、推进完全学分制教学、实施通识教育、关注创新人才培养等密切相关的；对于一流学术成果，我国特别重视的依然是论文，关注的是课题经费，主要在乎的是规模和体量，并没有真正去关注学术的创新价值。

  因此，在熊丙奇看来，“双一流”建设的过程中必须有这样一个考评体系的建设，而要真正建立起符合教育规律、符合高校办学规律的评价体系，就必须推进评价改革。

分类考核评价

  实际上，教育部科技司与中关村管委会联合发布的方案，“如果前提是将科技成果转化作为某类或某几类高校的评价指标，则体现了我国高校分类管理、分类评估的思路，而其落脚点又是对教师的分类管理与分类评价”，操太圣说。

  今年2月，中办、国办曾联合印发《关于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的指导意见》，规定对于高校教师中的“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人才”要“突出市场评价，由用户、市场和专家等相关第三方评价”。因此，其研究项目必须面向和满足市场的需求，成果转化也就自然成为研究工作中的必需环节。

  “而当前，我国还是以行政主导的评价为主，它带有比较强的行政色彩、功利色彩，强调政绩观，这反而可能会导致学校的办学形式主义，甚至可能为了达到指标而弄虚作假。”熊丙奇说。

  其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早就明确提到，对高等教育要淡化行政评价，推进专业评价，“鼓励专门机构和社会中介机构对高等学校学科、专业、课程等水平和质量进行评估”。

  对于我国现在推进的分类管理、分类评价的改革措施，熊丙奇认为，核心其实并不是如何对学术型人才或教学型人才分类进行评价、设置不同的评价指标，关键是要建立同行评价机制。比如，一所大学里实行教师同行评价，教师们开展教学或学术研究，很自然地就会根据其自身的教学任务或学术研究情况，按照教育的标准和学术的标准来评价其教育能力、教育贡献以及学术能力、学术贡献。

  “如果还是坚持行政主导而非同行评价，即使是分类管理、分类评价，也依然是由行政来分类，分类之后还是由行政部门来确定评价指标，而这样的评价指标可能又是表面化的，甚至可能会政绩化，结果导致大家为了达到指标而产生形式主义等诸多问题。”熊丙奇说。

  在别敦荣看来，中关村管委会与“双一流”建设高校之间的关系可能需要界定清楚。中关村管委会应该做或能做的既不是行政也不是评价，而是激励和支持。与中关村管委会职能相关的高校都不是它所属的，它可以作为利益相关者参与相关治理活动，与“双一流”高校开展平等、双向的共建活动。

一个系统工程

  熊丙奇认为，在“双一流”建设过程中，更需要的是改革。“就是要推进教育的管办评分离改革，并且建立现代大学制度，这才是建设‘双一流’最核心的改革。”

  对此，操太圣深以为然。

  “‘双一流’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包括很多方面和层次的问题。”他说，在切实落实管办评分离和政府“放管服”等教育政策、推进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进一步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的前提下，最重要的还是高校自身的能力建设问题。

  具体来说，就是高校要有具前瞻性的办学理念和人才培养目标、致力于理念和目标落实的现代大学制度、功能健全的组织结构、具竞争力的教师队伍、宽松开放的组织文化、足够的经费支撑、支持性的组织领导等。“只有将以上这些问题解决好了，我们的大学才能真正担负起创建世界一流的责任和使命。”操太圣说。

  在熊丙奇看来，管办评分离改革的核心是政府向学校放权，然后学校自主办学。“这实际上是推进学校的管理、评价去行政化，让学校真正能够明确自身的办学定位，按照教育规律进行发展。”

  “另外就是学校内部必须推进现代治理。”他说，简单来讲，就是行政权、学术权、教育权必须分离，要建立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发挥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的教育管理、教育评价以及学术管理、学术评价的作用。“这实际上是让学校能够坚持其本身的办学定位，形成学校办学特色非常重要的方面。”

  熊丙奇认为，如果不推进管办评分离改革并建立现代学校制度的改革，“双一流”建设可能还会停留在概念上，无法深层次地真正推进高校一流人才的培养和一流学术研究成果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