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不要扮演风投的角色

　　对科研进行5年规划的方式，导致资助的研究方向与高科技领域的快速变化出现大量脱节，是李凯认为的导致政府对科研高投入却效率不高的第二个原因。

　　也曾经有国内的科技部门主管官员向李凯咨询：我们要做5年规划，您在信息科学方面有什么建议？

　　李凯直言：脱离5年计划。“针对未来5年设立的项目，大多数方向很快会过时，这会在国家层面上造成时间和金钱的极大浪费。”他实事求是地告诉这位官员，“任何人不知道信息技术类会发生什么变化。你们不如拿一部分钱支持5年计划，更大的一部分钱支持不是5年计划的项目。这样支持的项目才有可能产生推动型的科研成果。”

　　“当政府经费管理机构确定科研与创新方向时，他们认为这些方向将会对中国经济有利。但是，因为没有产品开发与管理的经验，他们也不了解市场需求。同样，一些权威科学家建议设立某些方向，多数科学家自己也没有创业经历，也不了解市场需求。”李凯说。

　　在李凯看来，其中最大的问题是：“计划的决策大多是由技术驱动的,而那些大型成功企业的决策是由市场主导的。”

　　美国也曾经有过这方面失败的案例。美国政府设立一个叫“ＳＢＩＲ”的计划用来为技术转化提供种子资金支持。这个计划年度预算相当大,但成功的案例很少。科研与创新混为一体的一个弊端是“要求政府经费资助机构充当风险投资公司角色，但他们并没有遴选创业公司的经验”。

　　李凯认为，对政府而言，“应该投资在科研上，而不应当扮演风投的角色。”

　　科研与创新分离的优点大于缺点

　　当然，科研与创新分离也有缺点。资助研究的政府机构在短期内无法看到研究成果商业化和创造就业机会的结果。但是，李凯说，科研与创新分离的优点大于缺点。

　　首先，这能鼓励研究人员专注于影响力巨大的新技术新发现，而不必担心商业化；其次，将科研与创新分离，创业人员与投资者也更可能成功；另外，因为他们没有短期成果的压力，政府的经费资助机构拥有更多的资源来资助有大影响力的想法和潜在的颠覆性想法。

　　李凯个人经历就验证了这一点。2001年，他选择“no paid leave”（即我们常说的停薪留职），暂时离开普林斯顿大学，一个学生也没带，就来到位于西海岸的硅谷创业。因为知道自己擅长技术而不擅长管理，所以他与几个合伙人从一开始就积极寻找了一名合适的CEO，并在摸清市场需求后，再找一批很好的人来做技术。

　　公司刚刚起步的时候，李凯还记得，做一个小的演示，用五千到一万行程序代码就可以解决了；2004年，第一个产品推出来的时候，需要30多万行程序代码；2011年，一个产品的程序已经是500多万行代码了。

　　“谁来写两个数量级中间的东西？”李凯问，“只能是找最好的人。”而早在2004年，李凯公司的创新已经“颠覆了这个市场”。

　　“如果我当时还坚持在普林斯顿大学，一边做科研，一边做公司搞创新，就是我们常说的脚踩两只船：可能一艘船比较快，就会掉到河里了；如果两边都做，只能让两边走得都不快。”李凯说。

　　慢慢来不是创新的态度

　　要取得科研和创新的成功，也必须改革现有的衡量标准。

　　李凯到国内的一些学校访问，发现他们在介绍自己的科研成绩时喜欢用同一个指标：科研经费。

　　一所高校计算机学院的院长在介绍学院发展时说：现在院里很好，科研经费超过亿元。

　　李凯忍不住问：你最主要的科研成果是什么？对方说不出来。李凯直言：我认为拿的钱越少，做出的成果越多越好。研究与创业类似，都应该追求用最少的钱做出有价值的工作，在硅谷一个只会拉风投而不能把企业做大的CEO没人愿意雇佣。他们说，你说的很对。只过了5分钟，对方又开始说某位教授做得有多好，拿了多少经费。

　　文章也是国内高校介绍科研成果时一个常常挂在口头的指标。李凯忍不住自嘲：如果按照现在的规定，博士期间只发表了一篇文章的自己根本没有办法毕业。

　　李凯的建议是：政府不要设定统一的衡量标准来约束所有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应该下放权力给大学和研究所,要相信他们的判断力，并让他们自行制定合适的衡量标准。

　　李凯有些着急：“863计划执行到现在已经有28年了，你可以说中国的事情要慢慢来，可是还需要多慢？慢慢来的态度就不是创新的，创新就要颠覆以前的事情。成功不是在一个受保护的市场里，而是在国际市场上。”

　　“我相信如果这样的改革能实施，我们将会看到高校与研究机构培养出大批有天赋的科研人员和有才能的企业家。”李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