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9日下午，2013年中国学术出版年会在京举行，此次主题为“数字环境下的学术出版与营销”，来自多家出版发行单位的领军人物与全国各地图书经销商汇聚一起，共同探讨一个迫切的行业难题：如何面对数字时代带来的冲击波，身陷困局的学术出版何以安身立命？

　　无法忽视“知识速食”的数字时代对传统出版业的压迫感

　　此次出版年会上，诸多发言者大都离不开“网络”二字，无法忽视“知识速食”的数字时代对传统出版业的压迫感。大家一致感觉的是：一方面网络化、数字化实现了海量信息便捷快速地获取，另一方面，阅读碎片化、快餐式的浅阅读占据了本来就不多的阅读时间，知识和学术在快捷的同时也越来越大众，假专业、伪科学也借助于网络的力量大行其道。因此，社科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总监蔡继辉的几句话颇获与会者普遍认同：“阅读什么、怎么阅读，已成为了数字时代学习能力的新问题。”

　　社科文献出版社社长谢寿光提出自己的见解，认为学术出版不是大众出版，是为精英服务，承载了思想传播和传承的功能，处于整个出版产业链的顶端。他查阅大量史料后坚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代表了亚洲最高的学术出版水平，和世界的学术出版水平是同步的。只不过事后几十年大陆学术出版历经衰退。

　　学术出版规模巨大，投入产出严重不成比例

　　谢寿光说，2012年是中国学术出版的元年。他为此举例证明：“学术出版规模巨大，我们用宽口径统计，年出版学术图书的种类近4万种；学术出版工程放量剧增，三天两头都有巨著问世；国家层面的投入加大，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到去年的研究经费已经是12亿，新闻出版总署的出版基金去年是3亿，教育部社科司的研究经费也达到3亿。国家社科基金里有相当一部分的研究经费都会转化为出版活动。”

　　但是，谢寿光指出，投入产出严重不成比例，学术图书能被国外大学图书馆收藏的不到年出版总量的四分之一，能被译成世界主要语种进入国际学术交流体系的不过千种。再则，数量与质量的发展严重不平衡，数量巨大，质量却偏低或者说很低，人文社会科学图书大量存在泛化、低水平重复，甚至抄袭和剽窃现象。谢寿光强调，相当多的出版单位对学术出版基本没有门槛，只要给钱就可以出，这种现象比比皆是，专业化程度远不如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他说：“没有专业操守，对学术没有敬畏之心，大家觉得什么事都能搞定，什么人都可以做学术书。最可怕的是，为了应付学术出版规范，现在出现大量的文献造假，给你安上主题词，安上参考文献，安上索引，其实那根本就不是学术书。”假文献衬映的是学术规范的严重缺失，武汉大学去年做了一项研究，发现有索引的学术图书占整个出版量中3%都不到。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郝振省批评说，一些专家学者学风不扎实，不踏踏实实做学问，忙于跑各种关系，做表面文章，将学术研究变成了名利博弈，将学术论著变成支撑其提升和待遇提高的筹码。而出版机构对学术著作理应起到的遴选和把关作用都不到位，不少出版人只想短平快，马上见效益，没有十年磨一剑的耐心。

　　在大时代、大媒体面前，我们一定要有大出版的胸怀

　　商务印书馆总编辑于殿利在会上提出“大时代呼唤大编辑”的概念。他解释道，在数字时代，知识爆炸非常严重，互联网的知识仅仅停留在浏览层面，不能被使用，因为网上信息是没有经过任何编辑的加工和把关。当这些知识和信息真假难辨的时候，人类将无所适从、寸步难行。

　　他说：“‘编辑是为他人作嫁衣’这句话在当今时代已经不够用了，编辑是图书内容、产品价值的共同创造者。全球迎来了数字化时代，所有科学技术的到来都是为解放、释放和创造新生产力服务的，所以出版业没有必要为数字化时代感到恐惧，恐惧的是我们的观念落后，我们不能及时跟进和利用这些科学技术。在大时代、大媒体面前我们一定要有大出版的胸怀，要能做以内容为核心、策划一切读者所喜欢产品形式的大编辑。”

　　谢寿光在会场上感慨道，国家学术宏观环境趋暖，学术出路的大增和研究手段的数字化，极大地提高了学术生长能力。今天有巨大的数据库支撑，研究花的时间大大减小。在这样的数字时代，更要呼吁业界升华对学术的敬畏之心，恪守对学术出版的专业精神。

　　去年9月新闻出版总署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术著作出版规范的通知》，多家出版单位也发出实施学术规范的倡议，学术出版规范已成为业界最热门的话题。郝振省院长在会上透露，相关部门正按照要求，争取在今年出台三到五个具体的学术规范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