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科研制度
 
    既然国内有“逃离科研”的现象，既然国内的科研环境和体制受到一些业内人士的诟病，是否意味着青年科研人才在国外的发展前景会更好？
 
    赵博认为，不要对“逃离科研”过分敏感，什么时候社会大众对科研工作者的跳槽、转行坦然了，也许科研工作的环境反而归于良性。搞科研的人也不一定一辈子都在做科研，博士后为什么不能去中学呢？外国的博士后去中学的也不少。科研本就是小众化的选择，会经历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能留下来的自然留下来。在他看来，回国后能为国家做些事情，很有成就感。当然，他也建议多给年轻人一些机会，在奥地利等欧盟国家，即使资历尚浅的青年科研人才也可以申请Start Award (起步奖) ，资助金额为100万欧元。
 
    孙之傅认为，国内的发展前景比国外要好。举个例子来说，国内的科研经费资助比例远高于国外，这给真正有才能的年轻人创造了机会。美国NIH科研项目经费的申请中，只有10%的申请者能获得批准，而我国自然科学基金委的项目大概有20%能获批。从纵向来说，我国的科研投入也在这几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前几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面上项目（也叫一般项目，照顾的面比较大，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研究项目系列中的主要部分）的资助也就每年五六万元，今年已经提高到15万—20万元，“至少能够让你有条件做你感兴趣的事情，能满足这一条件的工作并不是那么多吧？如果你自己放弃比收入、比权力的心态，你完全可以觉得做科研很好”。他觉得，不要给自己预设很多条件，比如，我多少岁之前不能没有房子，收入不能低于多少钱，持名利心做科研会非常辛苦。
 
    作为留学归国人才，孙之傅已经拥有独立的实验室，30多岁回国就成为教授，带领一个团队开展科研工作，用他的话来说，这种机遇在前后10年都不太可能有。孙之傅说，自己尽量坚持科研以兴趣为本的理念。比如，他在申请项目时，如果碰到只是可以拿钱、无助于自己感兴趣的研究的项目，会把它当作第二选择，因为年轻人一开始还是要立志于做开创性的工作，而不是纯粹为了经费。记者问及是否十分辛苦，他说“我现在至少还不错，说明我这样的人也有生存空间”。
 
    孙之傅的压力更多来自学术上的追求，来自国际同行的竞争。一个好的科学问题永远是很多人在盯着。有一次，他带领的团队做了一个有意思的课题，文章都写得差不多了，再做一些补充实验就可以成文了，可就是同样的题目，国外同行的文章已经发表了。这种竞争时刻让人感到紧迫。
 
    在一些归国的青年科研人员看来，国内同行“找位置”的压力比国外小很多。国外高校教授稀疏配置，一个学科方向一般只有一两名教授，每个学科领域最多有十几个教授职位，只有一个教授退休后，才会有空职位腾出来。所以，在日本、美国等国家，50多岁才当上教授并不鲜见。“就这方面来说，我国年轻人的机遇相当不错。”翟荟说。
 
    据悉，国外高校一般都实行tenure-track制度（试用期为5—7年，通过后可以拿到终身教职），这项号称“对年轻人非常残酷的制度”，给青年科研工作者比较大的压力。但很多教授的科技创新成果，也恰恰是在这个时期诞生的。
 
   “科研工作者的压力有健康的压力和不健康的压力两种，健康的压力来自内心对学术的追求，而不是关系是否搞好。”据翟荟观察，一个研究组的带头人可以是资源依赖型，也可以是创新驱动型，取决于一个人的学术追求。但不管怎样，不要把身处的小环境风气搞坏，让学生看到一个“只会搞钱的老板”，未来的自己也不过如此，会打击更多年轻人从事科研的热情和积极性。
 
    翟荟说，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科研制度，与其抱怨，不如从自身做起。跟国内的一些“学术老板”拉来项目布置给学生不同，他在国外做研究时，50多岁的导师都是跟着博士后们一起做计算，一起编程序，始终保持学术活力，“科研创新是非常专业的一件工作，如果哪天某个人脑子里蹦出一个创新的想法、迈出重要的步子，那一定是他一直活跃在一线，对具体的事情不缺乏了解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