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强化“管理”的一个例子是开会。我很诧异，即便“国内一流”，不仅要求教师开会签到，还宣布教师有义务每场必到，没请假甚至可能扣工资。这简直是以管理幼儿园的方式在管理大学。当然，如果开会是集体讨论规程制度，也未尝不可；国外大学教授也经常开会，但他们的会议多是小规模会议，会前认真准备讨论议程和问题，会上每个成员都有机会发表意见，会后整理发言综述发给全院教授。一年也有次把全院大会，纯粹是自愿参加的庆祝或娱乐活动。反观国内大学的集体大会，表面是领导“向群众汇报工作”，实际是领导在上面讲话，群众在下面学习领会。这能建成“国际一流”大学吗？即便要传达某些和学科相关的重要信息，也完全可以通过群发电子邮件，何必如此不珍惜别人和自己的时间？

 

回国后十余年，我参与的大会次数很有限，但几乎每次都看到领导在台上慷慨激昂，教师在台下被动接受。这类大会体现并强化了学者的低人格状态，让学者形成了唯唯诺诺、低三下四的品性，不敢也不知如何独立、自由、心无旁骛地探索学术真谛。

 

 

与学者人格相关的是大学行政化的第三个特征，就是行政管理者手中掌控着大量的机会和资源，迫使学者对行政“恩赐”产生严重依附。这也是中国大学行政“牛”的根源。近年来，中国政府为了争创“世界一流”，对极少数高校大量投入，而支配这些资源的自由裁量权掌握在教育部门和大学行政等机构手中。学者要想“分一杯羹”，就必须和领导搞好关系。不少大学行政领导不仅自己掌握巨大的学术资源，而且俨然是学界领袖和榜样，桃李满天下、前呼后拥，污染了整个学术界的空气。

 

且不说行政和学术是性质不同、不能兼容的两回事，即便行政领导当时因为“学而优则仕”任职，他的学术标杆地位也只是按当时水准评判的结果，必然会为后来者所超越。但是在高度行政化的学术环境下，这些人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他们已然成为学术的评判者甚至评价标准本身。进入官场意味着学术生涯的终止。

 

学术地位的行政垄断向每个人释放出十分清晰的信息：与其踏踏实实坐学术的“冷板凳”，不如不务正业、广为交际、巴结权势，这样课题、经费、评奖、职称……都来了，自己也很快就能获得同行的“承认”。在一个缺乏自由平等竞争的环境里，学者的追求和动机遭到行政化的彻底扭曲，自然很难产生有价值的抱负或思想。政府虽然投入了大量资金，却没看见什么重要思想是因为哪个“重大攻关项目”而产生的。

 

每个人都是大学行政化的受害者。如果只把大学作为升官跳板，官运亨通却在学术上碌碌无为，改变不了学界“混混”的本质。在言论颇为自由、信息相当充分的今日中国社会，学术“权威”纵然靠行政资源在体制内叱咤一时，也得不到真正的业界尊重。

 

 

行政化的一个主要理由是分配政府下拨给大学的各种资源。只要政府仍然掌握着各种“工程”、“项目”、“课题”、奖项及其所附带的大量经费，只要这些指标仍然决定着教师晋升和大学排位，多数学者难免不能自持，必然把大量时间精力浪费在各类无意义的“填表”和权谋上。

 

由于教育部门追求的“政绩”工程，耗费了本可以用来改善大学待遇的正常投入，多数教师的工资收入尚不足以维持体面的生存。要根治大学行政化，首先要改变大而无当的“政绩”思维，实现公立大学财政投入的常规化、法定化；政府投入应全部用于教师工资和学校的软硬件开支，哪怕是用于集资建房也比花在各种“折腾”上强。

 

有作为的大学领导可以充分争取日益多元化的社会资源，至少让自己的教员安居乐业，不为行政赐予的五斗米折腰，专心于教育与研究。国外大学校长的任务当然不是管人，而是拉赞助。哪怕你是学界泰斗，没能力拉钱，也难做校长。（作者：张千帆 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