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一期的《学习时报》发表署名邓和平的文章《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是当务之急》，文章指出，当前中国的大学变成事实上的政府附属行政官僚机构，拥有全世界所有大学中规模最为庞大的管理机构，而传统观念的惯性思维又使得当前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与大学制度建设特别困难。
　　对此，文章提出，改变执政方式，理顺教育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围绕大学独立法人地位和办学自主权为核心的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应当是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当务之急。
　　文章认为，大学制度的创造性建构是中国教育创新和大学可持续发展中一个带有战略性的根本问题，它涉及到高等教育发展的方向、方式、效能及高等学校的活动目标、活动原则、活动程序和活动效能。但是，由于教育体制改革的时滞，制度出教育力和学术力的振奋局面则没有在高等学校同步实现。
　　首先，当前中国的大学已经变成事实上的政府附属行政官僚机构，而不是按照教育和学术机构的逻辑发展。因为，中国大学长期以来实行的是一个内外“三权”不分的高度集权体制。所谓的内外“三权”部分，是指外部举办权、管理权和监督权三权合一；内部决策权、行政权和学术权的职责不分。而这就造成了大学“千校一面”，缺少特色和个性，不能真正体现学校、教师和学生的发展意志。
　　其次，如今中国高校拥有全世界所有大学中规模最为庞大的管理机构及其管理人员队伍。而这一尴尬局面的形成，源自大学管理集权化、机构衙门化和职员官僚化，以及由“三化”必然带来的机构臃肿(叠床架屋)、队伍庞大、行政权力簪越学术权力及办学效率效益低下的现象。
　　再次，当前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与大学制度建设之所以特别困难，究其原因在于传统观念的惯性思维路径，即：官本位的人事任用制度导向及其带来的官本位意识已经形成一种文化意识和价值取向。这主要表现在：大学之间竞相攀比行政级别，管理岗位与行政等级挂钩，以及教师待遇与官员等级衔接，兼职学者的身份异化和官僚意识增强两方面。由于资源配置和评价体系向行政权力倾斜，导致学者竞相进身入仕。“教而优则仕”对学术队伍建设和学术事业发展造成严重损害。
　　文章认为，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高等学校的体制改革尽管有了不小进步，但总体上涉及的多是一些外围问题，带有根本性的管理体制，尤其是高校的领导体制改革并未涉及。虽然中组部和人事部早已在2000年发文明确提出要逐步淡化、取消事业单位的行政级别，但高等学校至今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
　　针对上述中国高校体制所存在的主要问题，文章指出，中国大学和世界各国高校之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教育管理体制的竞争。经济学家张维迎的观点，当今“国际竞争的核心不是资金和人才的竞争，也不是技术的竞争，而是制度的竞争。从中国长远来看，应该学习的是制度改造。”充分表明了制度建设之于大学可持续发展及其培养创新民族和国家的重要性。
　　文章最后强调，国家提供新鲜的制度资源或宽松的制度创新环境，对于高校体制改革及其建设现代大学制度目标的实现相当重要，没有这一环节，高校很难有突破性进展。因此，改变传统制度低效率运作对大学发展的“制动”状况，无疑是促进大学发展和学术创新的关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