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校长论坛吸引了全球130多位大学校长

　　复旦大学百年校庆的重头戏之一，“中外大学校长论坛”共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约130所大学的校长参加，耶鲁、牛津、东京等世界名校的校长就“大学与城市互动发展”的主题纷纷登台演讲并展开互动讨论。本报记者在会议期间采访了不同国家的6位大学校长，他们就大学发展中存在的诸多问题进行了解答。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熊丙奇长期关注中国高等教育改革，著有探讨国内大学问题的专著《大学有问题》，其续篇《体制迷墙———大学问题高端访问》即将面世，记者同时邀请熊先生对中外大学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评点。

　　校长应该谁来干？

　　大学校长应该由政治家还是教育家出任，他应该是一个管理大师还是学术大师？

　　教育学者杨东平认为，建国后我国的大学校长主要由两个不同的群体构成，一是前辈教育家和学者，如北大校长马寅初、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陈垣、南京大学校长潘菽、浙江美术学院院长潘天寿、中山大学校长许崇清等。二是党的高级干部，如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吉林大学校长匡亚明、山东大学校长成仿吾、复旦大学校长杨西光等。改革开放以后，“大师办学”的传统得以接续，如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吉林大学校长唐敖庆、复旦大学校长苏步青和谢希德、同济大学校长李国豪等等。

　　进入新世纪以来，“大师办学”的传统特色渐行渐远，新一代大学校长的整体“谱系”特色虽尚在构建中，但呈现出一些基本特点，如大多有留学经历、具有博士或硕士学位，多属理工科出身的学者等。

　　欧美等国家的知名大学校长多以在某领域颇有建树的专家学者担任，不同的是他们的学术背景分布较为均衡，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蓝劲松的研究表明，美国著名的私立“文理主导型”大学校长以文科学者为主，著名的私立“理工主导型”大学校长以出身理工科为多，著名的公立综合大学校长出自文科与理科的校长人数大致相当。这与中国无论学校学科构成如何，其研究型大学校长均以理工科学者出身为主的情况完全不同。

　　最近几年西方知名大学在决定校长职位人选时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比如有800年历史的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牛津大学在2004年聘请的新校长约翰·胡德，是原新西兰奥克兰大学的校长，一个十分成功的企业家。剑桥大学则在2003年挖了耶鲁大学的“墙脚”，将筹款能力超强的教务长艾丽森·理查德拉去做一把手，她曾经将耶鲁大学的基金总额做到超过哈佛(在美国高校基金总额中排名第一)。

　　“大学校长应该是一位科学家而不是政治家”，作为一个拥有2.3万名学生、每年有5亿美元预算的欧洲知名大学———荷兰格洛宁根大学校长斯瓦茨(F·Zwarts)说，仅凭一己之力根本无法完成如此庞大的管理任务，而要依靠一个优秀的团队，他的主要任务就是保证这个团队从科学的角度考虑问题，执行管理，因为“校长的责任是保证老师和学生的质量，而学生是一所大学的生命，没有学生就没有大学”。

　　哈佛校长劳伦斯·萨莫斯(Lawrence H. Summers)曾是克林顿政府最后一任财政部长。2001年3月，他被哈佛校长遴选委员会挑选为该校第27任校长。他是从最初多达500人的候选者中脱颖而出的，被他击败的对手包括政坛人物戈尔。哈佛校长遴选委员会认为，哈佛校友戈尔缺乏学术界的经历和成就。萨莫斯不但在专业领域具备有说服力的成就，而且交友广阔，联邦储备局主席格林斯潘就是他的网球球友。

　　东京大学校长小宫山宏认为，优秀的学术背景和在教授中的威望，是当代大学校长的两个必备素质，政治家还是教育家并不重要，而管理和学术这两个才能最好能兼备。“就像一个人应该有两面性一样，可这两者往往难以兼顾”，小宫为了加强管理才能，会尝试在很多行业都交朋友，他过去甚至还是橄榄球俱乐部的成员。

　　管理越来越成为当代大学校长的重要职责。为此，拥有化学博士学位的小宫山宏基本放弃了教授的工作，但他坚持定期给本科生上课，一个学期保证4个课时，不是所有知识点的分析，而是“学术俯瞰讲义”，讲解某个学科全局性的概论，“就像站在高处鸟瞰大地的全景一样”。在东京大学，上类似概论课的不止小宫山宏一个，连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也要给本科生上课，讲解物理学发展的历史。

　　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的副院长莎娜·沃兴顿(Sarah Worthington)虽然仍视科研为“工作的重要的一部分”，但任课已经很少，作为管理学者，她相当一部分精力用于学校的管理，比如制定学术文化纲领，把握学校的发展方向等。

　　熊丙奇：从我国高校普遍的组织人事架构来看，由于部门太多，领导分管范围过窄过细，“校长干处长的活，处长干科长的活，科长则被差遣打杂”已成为干部们调侃自嘲的口头语。另一方面，在部门与部门之间，很少有分工合作的局面，由于归属于不同领导分管，事关政绩以及晋升，因此各自为政、推诿扯皮的事情随处可见。高校改革，要突破内部的惰性与阻力，要扭转改革参与者的精神面貌，还必须得到“外力”的推动，为此要尽快给予高等学校更大的自主权，要让所有高校的管理人员与行政级别说再见，要让高校向减少校领导方向发展，要给高校人才自由流动的空间。对岗位管理者的聘任而言，首先必须从改革校领导的聘任模式开始。校长的岗位要逐渐从行政任命到民选到海内外公开招聘。

　　2002年5月14日，哈佛校长萨莫斯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时表示，“哈佛大学之所以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大学，原因之一就是校长长期任期制。颇具魄力的领导长期任职，能使学校为适应变化的新时代的需要，而在现有体制的基础上不断更新和改进。这是哈佛办学的悠久传统”。

　　自1865年美国内战结束至今140年里，哈佛只出过7位校长，他们通常在35-56岁出任校长，除现任校长外，平均在任时间为22年，其中最长的达40年之久。而从1978年到2004年的26年间，北京大学出了6位校长、清华大学出了5位校长，出任校长的平均年龄为57岁，不计算目前在任的校长，平均任期为7年。

　　已经担任圣路易·华盛顿大学(公立)校长11年的马克·莱顿(MarkS.Wrighton)认为，“稳定对于大学的成功至关重要”，但他同时表示，“如果担任领导的一个人或一批人在同样的职位上时间太久，那可能导致没有新的想法和新的人员补充进来，这是一个弊端。”“我知道在一些大学，校长一届任期可能是四五年，所以有些校长可能会等着任期结束匆匆下任，但在我们这里的话，你必须不断地做一些事，而你的属下也只能和你一起工作，不管他们是不是愿意。”在马克·莱顿看来，这种不确定性反而是一件好事。

　　日本东京大学实行校长任期制度，每届4年，由教授选举产生。现任校长小宫山宏认为，大学校长的任期应该由学校自身情况及该职位的委任方式来决定。而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校长每届任期是5年，可连选连任，现任校长加文·布朗(GavinBrown)已经就任9年时间，但他认为，“长期任期制对学校的发展有较大帮助”。

　　熊丙奇：我们实行的是任期制，校长是任命的。政府换一届，相应地，校长也要换一届。因为任期制，每个人都想在任期里干出一点业绩，所以就会采取一些急功近利的办法。事实上，三四年的任期很难做出什么成绩，再有才能的人也很难很好地实现从微观到宏观的转变。但没有任期制，目前也不好办。任期到了，现任校长下来，他不会有太多意见，会心安理得的；如果超过任期多干几年，他会很高兴的。如果没有任期，现任校长被学校解聘了，他会受不了，因为我们还没有这样的氛围。

    大学的钱从哪儿来？

　　国外大学有公立私立之分，国内大学有国立与民办之别，据统计，国外私立大学约有20%的经费来自政府拨款，而国内的民办大学经费基本靠自筹。

　　在美国，私立大学校长对学校董事会负责，董事会每年都会对校长评估并考虑是否要重新聘用。公立大学的校长同样对学校董事会负责，而且这个董事会是州政府的一部分，所以公立大学的校长是州政府聘用的官员，但是在很多公立大学，校董事会相对州政府是独立的，虽说属州政府聘用却不是政治任命。另外，公立大学的校长和领导层并不会因为政府的换届而更换。私立大学的经费主要靠募捐及资助。

　　美国联邦政府虽然有权决定对教育投入的总体资金，但是这些资金分布在哪些领域，并不是由商业界或者政府做出决定的。“那是一个竞争性的过程，”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列文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一些独立的专家，组成一个小组，来研究各个大学提出的一些建议，并且作出最终的决定。”

　　政府拨款占日本东京大学总体预算的47%，拨款的标准是根据当年学校的学生人数、教职员工人数等方面来定。鉴于大学的性质不同，日本政府的拨款倾向于公立大学。

　　荷兰格洛宁根大学5亿美元的预算经费，其中70%来自政府，比复旦大学多两倍。由于荷兰的教育系统是封闭式的，政府不支持私立学校，目前只有一所私立的经济学院。“你可以建立私立的大学，但是你不会得到政府的任何支持。”校长斯瓦茨说，政府不支持私立大学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如果有更多的学校参与到财政拨款中来，每个学校所能得到的科研资金就更少，因此格洛宁根大学每年得到的科研经费令人羡慕，达到每年1.25亿美元，而且教师还可以从其他基金会得到资助。

　　英国的大学也是以公立为主，而且教师个人可以向政府申请科研经费，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有专门的科研委员会，接受和审查老师的申请并向他们发放经费。政府根据大学学生和老师的数量、教学和科研成果的多少给予不同的拨款。

　　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大部分的经费来自私人基金会和个人申请的政府科研经费，副院长莎娜·沃兴顿说，大多数英国的受国际社会承认的著名学府基本如此，因为“政府给予学校的钱不足以用来支持学校的科研项目，维持我们的名声。不像其他一些欧洲的国家，政府会给予大学大部分资助”。

　　在澳大利亚，公立大学共有37所，私立大学仅有2所。悉尼大学的办学经费直接来自于政府的拨款占到16%，还有一些资助来自于国家性的学术机构和团体，这两者加起来一共占到43%左右。“政府对于高校的拨款是基于对各学科的不同资金投入，比如说对于牙医学的投入会比较高，但对于人文学的投入相对较低。”悉尼大学校长加文·布朗说。

　　熊丙奇：国家包办教育，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是政府无法把教育全包下来，几乎所有教育资源都在国家手里，但是国家没有足够的能力使这个机制良性运转。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前后，大家开始认识到政府包办教育的道路是走不通的。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是，不仅仅由国家投资，更重要的是高等学校要听国家的行政指令，没有独立的个性，按国家的思路来办教育。过去20年时间，我国开始鼓励民间资本投资教育，可是直到现在，还基本上是国家办教育，民办高校的学生规模只占在校生总人数的10%多一点。而且，民办教育的生存空间十分狭窄，还受到不同程度的正式或非正式歧视。

    教授该成富翁吗？

　　作为新西兰最成功的企业家之一，约翰·胡德在2004年10月就任牛津大学校长，他不改其从商本色，在论坛的主题发言中，高调支持大学从事与高科技经济有关的创业活动，并津津乐道于牛津大学为此所取得的各种成就，比如创办技术转让公司，成立高科技企业园区，组织创业投资会议等。

　　“牛津有非常强大的科研力量。而且我们每年的增长速度达到10%。参加了很多国际级的科研网络。我们在科研方面，通过科研成果所获得的经济收入，也是每年在迅速增长”，他不无自豪地说，“我们成立的企业和创业中心，已经成为培养成功商业人士的摇篮，同20家本地区的经济组织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包括大学、医院、地方政府等等。”

　　而仅仅3年以前，在北京召开的首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由教育部主办)，应邀与会的牛津大学副校长科林·卢卡斯(后任校长)关于警惕大学商业化的演讲言犹在耳。

　　科林·卢卡斯认为，政府对于大学的研究与创新如何转化为经济生产力非常重视，但平衡彼此之间的互动关系非常复杂，因为大学与工业界存在相当大的文化差异，大学从事技术创新的一个潜在后果是这些研究者往往会脱离大学，成为创业者或受雇于为其提供更好待遇的新技术的利用者，结果是大学面临如下困境：最有创业精神和创造力的科学家脱离大学，最终导致科学研究的贫困。此外，在大学的商业活动中存在研究异变的危险，即科学家对其科学研究成果的态度会产生变化，太强调可转化为技术的应用研究可能导致对理论研究的忽视。他对大学“受制于人”问题颇为担心。

　　“大学过于依靠非政府部门或个人为大学提供研究经费，结果就是研究者在研究方向及成果等方面承受多种形式的压力，大学里为商界从事研究或以合同形式进行研究的教师也不得不面临利益冲突的问题。”科林·卢卡斯说，“认为大学是驱动国家经济关键力量的观点是十分错误的，大学的存在不仅是为经济的发展。大学的这一作用是短期的。”在全球一体化时代，大学作为知识创新的基地，不得不时刻防范跌入“过分”商业化的陷阱，得到很多机构基金资助的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为了确保科研项目能够独立运行，采取各种方式避免金钱对科研的压力，其中包括不会为商业机构拍免费广告。

　　继约翰·胡德之后演讲的悉尼大学校长加文·布朗，显然认为前者的观点过于强调大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他在发言中说，如果仅仅将大学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看作大学研发—成果转化—成立公司这种直线过程，就过于幼稚和草率，大学应该在基础学科研究及科技成果转化两方面寻找平衡。

　　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列文则呼应了加文·布朗的观点。

　　在二次大战以后，美国政府认识到，政府对大学进行投资，尤其是基础科学的投资，将会促进国家的发展，于是在1946年为基础科学研究建立了一套资助机制。“这保证了美国在经济方面的领先地位”，理查德·列文说，“基础科学研究带来的经济效益，是不可能马上被人们所理解的，甚至要经过很多年才能显现出来，因此一些私有部门并不乐于建立激励机制，支持长期的不可预见的基础学科的发展，政府必须在这方面身先士卒。”

　　“我们确实应该把它交到那些善于进行成果转化的人手上以造福社会。在美国有完善的制度确立知识产权和专利权并加以保护，并把它们交给有资质的、成熟的企业进行商品化开发。教授介入这个过程中是无可厚非的，但问题是怎么寻求一个平衡点，”圣路易·华盛顿大学校长马克·莱顿(Mark..Wrighton)说，“完全下海的教授毕竟还是极少数，我曾在麻省理工呆了很长时间，那里经常会诞生一些科研成果，华盛顿大学也是如此，我们有大量的医学研究，同时和很多公司保持联系，但是大多数教授还是好好地做着教授，他们可能会去帮助公司成为顾问或者指导，但终究还是教授。”

　　“大学不能成为商业和经济的奴隶，必须自主决定要走的道路。”新加坡国立大学校长施春风说，大学还必须制定相关的政策，来限制科学技术的转让、大学的商业化和校长的权限等等。但他同时表示，大学作为知识创新基地，当然也可以成为知识应用的倡导者。“就这一点而言，我鼓励我的教授们成为企业家，我的几个教授就是百万富翁，”他说，“他们做学术研究，把新知识带进课堂，然后应用它们，创造财富。而知识得到应用的同时也产生新的研究课题，促使教授去解决，这就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所以说，知识应用实际上是对大学有利的，而不是有害的。”

　　熊丙奇：目前的大学，有一个办学思路，叫做“官产学研”，意思是在政府的主导下，产学研一体化。这种思路下，官、产、学、研成为了利益共同体。也正是这种思路，一名教授，很容易地跨越官场、产业、教育和学术，而且似乎每种角色，他都会拿捏得很准。也正是这种思路，教授头衔可以授予官场的领导，也能授予产业的老总，一点也没有过渡，还被认为是产学研结合的典范。而在真正的学术，真正的教育看来，这种跨越，这种多重角色，是对教育和学术的亵渎，结果是不伦不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