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佩华的办学行为，在国内高校的改革中可谓石破天惊。之所以能在汕大顺利推行，除了因他本人“外国人好办事”以外，最根本的还是依赖于汕大特殊的体制和创新改革。

 

校长徐小虎告诉记者，汕大是全国惟一一所受到李嘉诚基金会长期资助的高校；与此同时，它又是广东省属公办大学，也要接受教育部门的管理。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办学体制：校董会是最高决策机构，以李嘉诚先生为名誉主席、广东省主管教育的副省长为主席，其成员主要由国内和境外教育家、世界知名专家、教授、教育主管部门领导和李嘉诚基金会代表构成。这一权力架构的运作，有利于上级党政部门对学校的指导，也有利于各方办学意见的协商，确保办学行为符合高等教育规律。

 

设立执行校长职务，本身就是一大改革。在李嘉诚基金会支持下，汕头大学于2002年首次聘任外籍副校长，负责协调处理学校国际化发展中一些引进项目的办学事务，2005年顾佩华借调汕大，受聘该职。2007年6月经李嘉诚先生提议，提交校董会通过，汕大进一步设立了执行校长。与其他省属高校一样，汕大校长徐小虎的职位由广东省委组织部任命，级别为正厅级；而执行校长顾佩华则由李嘉诚基金会提议聘任，不设任何行政级别。

 

这样一来，办学权谁说了算，就产生了三种力量：校董会、体制内的校长和党委书记、体制外的执行校长。问题的关键是建立规范的制度，以厘清权力的分界，明晰权力和责任。

 

在不偏离校董会决议的前提下，学校日常事务管理由校长主持、执行校长协助全面工作的开展，党委书记负责学校发展的政治领导和监督保障、方向把握。执行校长与校长之间的关系，与国内高校普遍设置的常务副校长一职有所区别，更类似于美国大学的provost（教务长），职权范围更加广泛，其主要目的在于快速推动教育改革。所以，作为执行校长，只要他的施政方针和办学行为不偏离校董会决议，重大的分歧在理论上无法产生；在日常事务处理中与校长和书记及时沟通，需要对重大决策事项进行微调的，会通过校董会办公室向所有校董咨询沟通。

 

顾佩华说，“教授们争着当处长在这里是不存在的，相反，我还得做工作让适合的教授从事行政服务工作。”

 

“我没觉得工作受到掣肘，反而觉得施展的空间更大。”顾佩华坦言，校董会只对关系学校发展方向的重大问题进行讨论和决策，“而日常办学行为，校董会赋予校领导很大的权力，否则我们就很难理解真正意义上的校长负责制。我在汕大可以坚持只做正确的事情。”

 

 

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袁征表示，汕大让我们看到，可以用这样一种途径来办大学。

 

首先，之所以两种体制在汕大并行不悖，因为大家的目的都是为了学校的发展，“其实在国外也是一样，也是各种利益相冲突相协调，关键是理念一致，要寻找大学的灵魂，回归大学的本质。”袁征说。

 

“其次还是一个制度，真正用制度办学，用制度来管理学校。”袁征说，一个好的大学制度才是根本性的东西，大学本身有自己的运行法则，有其独特的使命，不能偏离这些东西。要尽量避免人为因素和上级行政力量对大学正常秩序的不良影响。

 

尽管如此，这种体制外导向体制内的模式在其他高校能否复制，很多人还是抱有观望的态度。有人说，汕大的变革是根植于特殊土壤之上的。广州某知名高校一位教授坦言，如今的大学官级林立、等级森严，当权力对教育资源、学术资源拥有绝对支配权，要重新建构一种“符合高等教育规律的制度”，谈何容易？

 

就连顾佩华本人也对中国大学的行政化倾向表示遗憾，“坦率地说，目前的一些制度确实违反了教育本身的规律。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归咎、责难谁，其中历史原因、体制纠葛、国情因素盘根错节，不是哪一部门可以单方面解决的。所以我个人主张，大学改革需要在一定的轨道上进行，需要循序渐进，不能搞大跃进，更不能搞休克疗法。像汕头大学这样的大学可以适当快一点，其他受到限制较多的大学，可以慢一点。相信只要大家都不停地往前走，‘星星之火’终能形成‘燎原之势’。”

 

所以，对于汕大乃至中国高等教育界来说，为什么要聘请外籍执行校长的问题，也许要在今后一段时间里获得更圆满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