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科技奖该怎么评

　　国家科技奖到底该怎么评？学界对此议论纷纷。

　　中国科学院院士、四川大学教授刘应明认为，应该是国家的归国家，社会的归社会，市场的归市场，“最好能由行业协会、学会等社会团队和组织来评。”他说，三鹿集团凭借“新一代婴幼儿配方奶粉研究及其配套技术的创新与集成项目”获得2007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可后来却出现了那么大问题，严重损害了国家科技奖励的尊严，“如果交由奶业生产企业或市场里自生的行业协会来评，业内人可能会更加了解内情，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即使出了问题，也不至于对国家科技奖造成损害。”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北京大学教授马大龙也认为，逐步减少甚至取消一些国家奖励，交由行业协会和社会组织评选，是公民社会成熟的标志。“如果国家介入太多，奖项出现问题，将造成国家公信力下降。”

　　2009年，作为全国政协委员，马大龙曾以《维护科技奖励尊严，深化奖励制度改革》为题作大会发言，质疑含有三聚氰胺的婴幼儿配方奶粉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认为“这一现象损害了国家科技奖励的尊严，暴露出科技奖励制度的某些弊端。对此，有必要反思并改革我国科技奖励制度”。

　　对于“取消国家科技进步奖”，采取“市场归的市场、社会的归社会”的评奖方式等观点，国家奖励办相关负责人认为“有点偏激”。他解释说，“国家奖是政府奖，要体现国家意志，即一要鼓励科技发展，二要鼓励科技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如果把有效益的(奖项)都取消了，在政府层面上，如何体现科技工作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如何体现科技支撑发展问题？”

　　“真正让科技长入经济，这是1985年根据‘面向、依靠’(1982年国务院正式提出‘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简称‘面向、依靠’)的方针并在此基础上设立科技进步奖的出发点，也是党的方针政策在奖励工作中的体现。”该负责人认为，是否取消科技进步奖，不能仅仅局限在科技界、科技人员内部讨论。从科技界自身发展来说，国外是以学术共同体为主，我们是以政府意志导向为主。“在‘中国特色’的情况下，我认为，国家奖体现了国家意志。”

　　国家奖励办主要负责人近日在接受本刊采访时也表示，从理论上讲，市场上的事交给市场去评价是对的，但现在还做不到。这位负责人举例说，“华为的老总任正非，企业已做到上千亿，对社会贡献很大，但为什么连院士也评不上？社会的评价为什么采信不了？关键是评价体系。必须要把新的评价体系建立起来替代现有的评价体系，那时就可以取消。就如同高考也有许多弊端，但现在还不能取消，因为目前还没有一个可以替代它的、相对更公平的制度体系。所以理论上讲，取消是可以的，但实际条件还不成熟。”

　　一位接受采访的一线科技人员对学术共同体、社会组织的公正性也表现出担忧。他告诉记者，现在一些行业协会、学会和社会组织评出的奖项也难以服众。因为“很多协会都是由官员或退休官员当一把手，还是行政主导。”

　　马大龙直言，问题的根子在于学术共同体的过度行政化。行政人员不了解学术共同体内的情况，只能用量化的标准去衡量，而科研人员又不得不跟从，因为行政人员掌握着资源的分配权。从专业人士的角度看，在我这个领域谁是顶尖的我一清二楚，即使他没拿过什么奖项，“而真正一流的科研人员往往也不热衷于报奖；很多热衷于报奖的，反而是那些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事的。”但“科技奖励如果不能评选出真正一流的成果和一流的科研人员，反而让二流、三流的人得奖，这是很可怕的。”马大龙说。

　　对此，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院长郭雷认为，从国家层面改革科技管理体制具有根本性意义；其关键就是政府相关管理部门职能的实质性转变。

　　郭雷分析认为，在我国当前科技管理体制中，不但存在计划经济思维下管理体制的某些弊端，而且还有不规范的“自由竞争”机制所带来的问题。政府部门的“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的“自由竞争”，只有很好地结合才能集成各自优势，否则就会导致两者弊端的叠加。这就要求政府管理部门在职能上既不能“越位”也不能“缺位”。对于自己实际上“管不了，管不好，也不应该管的事情”，不应该“越位”去管，而应从根本上进行职能转变，减少对科研项目从立项、遴选、验收到奖励的具体管理，将工作重点集中在制定规划、设计政策、做好服务和优化环境等职责上。另一方面，在科研管理的自由竞争机制中，也必须有规范完善的竞争规则、科学公正的评价体系与行之有效的管理措施作为保障，否则就会变为“无序竞争”甚至“恶性竞争”。因此，政府相关部门在这方面又不应该“缺位”。

　　郭雷举例说，“由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具体项目和成果的评审，就属于管理职能的‘错位’。行政部门对科研评审所采用的通常做法，是按照几大科技领域分组来邀请评审专家。多数被邀请的专家，尽管在自己所熟悉的专业方向有一定造诣，但对于其他领域具体成果的判断，往往只能依靠某些表面现象和流行的数量指标，或主要受评委中个别‘小同行’观点的影响。这就使这类评审从根本上存在局限性，不可避免使其权威性与公正性大打折扣，使各类学术不端行为有机可乘，造成‘拼凑成果、忽悠意义、蒙混过关’者大量存在，同时还会造成不正确的科研导向，并使不少真正优秀者屡受挫折。这是由行政部门职能的‘错位’所导致的机制性缺陷。”

　　在他看来，科技奖励在一定情况下可以起到一定鼓舞作用，但是如果国家过度重视并与个人利益密切挂钩，以致把获奖引导成科学研究追求的目标，则往往会事与愿违、适得其反；更有甚者，不科学与不公正的评奖结果，往往还会对相关优秀科学家起到某种心理上“惩罚”作用，从而产生不可忽视的长久负面影响。

　　因此，郭雷建议，对我国几十年来频繁开展的大规模政府奖励行为，实事求是地深入分析所起的作用和客观效果，进一步改革奖励制度；建议政府只考虑颁发少量的科学家成就奖，而关于具体科研项目成果的奖励，交由学术界或市场自身来检验、评价与奖励。“原则上讲，对基础研究成果应该依据其学术价值或对科技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主要由公认的学术组织和学术团体来评价奖励；对应用性研究成果，应该考察其实际应用效果和推广情况，主要通过市场机制等来评判奖赏。只有这样，才可能从根本上改进奖励体系，使其发挥更好的作用。”

　　中科院院士、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侯建国也认为，我国的科学奖励名目较多，也很复杂，可以适当减少类型和数量。“基础成果奖，要更多地与国际接轨，让同行来评价；应用成果奖，要以市场价值和用户评价为主要标准，尽量减少行政干预。”

　　九三学社的一份提案也建议：应该针对不同研究类型的项目设置不同的绩效目标，特别是注意区分基础性研究项目和应用技术研究项目。“对于应用技术研究项目，应加强对成果转化情况的考核评价，设定对应的评价指标，真正考核科技项目的成果是否转化为生产力，符合市场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