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个引起王小凡注意的问题是在国内顶尖的大学里，对学生的培养目标往往很模糊。虽然一些学校在文件中明确提到了人才培养目标，但并没有真正有效的措施方法去实现。一个例子发生在对清华大学医学院的教学评估中。在评估中，一个现象让国际评估委员会的成员们吃惊又失望：学生在网上对每位授课老师进行评估，所有老师的评分都在90分以上。

 

王小凡表示：“这种评价结果既不合理也不真实，任何地方都不可能出现这种评价结果，不可能所有的学生对教授都满意，不可能所有的课程都是好的。和大学生代表会面时，我问：我们非常吃惊你们对课程的评价，你们没有认真做这件事，对自己的培养也不负责。为什么？学生们讲，看到教授很辛苦，所以都给他们打90分以上的分数。

 

“我们对学生们说，你们这样做害了教授，也害了你们自己。他们虽然辛苦，但不好的地方仍然要改。（现在的情形）是传统文化中不愿意给别人提意见、怕为难别人的表现，缺乏敢说敢干的精神，缺乏专业精神，清华大学的学生，连想法都不能直言，很让人失望和担心！”

 

没有批判性的思考，对自己的专业就不会有贡献。如果一个大学希望培养的是各行各业的领军人才，就应该着力培养学生批判性的思维能力，培养学生负责任、有担当的工作态度，就不会出现所有学生都没有标准地说好这样的情况。

 

这个问题更严重地存在于研究生教育中。王小凡认为目前国内研究生培养仍处于“放羊”状态，学生招入后直到最后毕业时才请教授委员会答辩，中间基本上完全靠导师，导师有时间就管，没时间就不管。结果是本应系统培养逻辑思辨、分析推理能力的研究生阶段被浪费了，很多中国的博士生直到毕业也没有得到这方面的系统训练。

 

作为《生物化学期刊》的副主编，王小凡每年要审阅很多学术文章，他发现：“国内许多研究人员做的研究挺有新意，但没有提炼出其中重要的科学意义，就事论事，导致论文被拒绝，或发了个一般的论文，发出后人家一看大问题都露头了，跟着做，把金子挖出来，就出了一个影响大的论文，这是国内研究人员吃亏的地方，也是好科学家和差科学家的区别。”他认为，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们现在研究生教育中的缺陷。

 

要真正实现以人为本的大学教育，必须要有清晰明确的人才培养目标，要有有效的措施引导、鼓励、帮助每一个同学成长。一个可行的方法是建立导师指导制度。事实上，一些高校已经尝试过试验性质的导师制，在本科和研究生低年级阶段指派一个教授给一个或几个同学，对选课等学业进行具体指导。但受限于教授的时间和本身限制很多的课程设置，导师制在很多地方都没有起到很大作用。

 

他介绍，在杜克和美国其他大学，每个本科生入校时都会有一个教授指派为他的指导老师，对其学业、生活的各个方面提供咨询、进行指导。学生和教授每个学期至少要有一次会面，当学生遇到困难时，他与指导老师会有更多联系，可以通过指导老师解决具体问题。在研究生阶段，除了有指导导师外，每个学生还有一个3～5人的教授委员会，教授委员会每年听取学生的进展报告，全面跟踪和培养学生：题目是不是值得往下做？遇到了什么问题？这些问题可以通过教授委员会来解决，而不是一个教授，因为一个教授看问题比较片面。

 

“我认为国内研究生教育应该引进教授委员会制度，这非常重要。要把学生当做一个未来的科学家来培养，而不只是实验室的劳动力。不少研究生向我反映，特别是年轻教授给学生们的压力非常大，让学生干活出东西，却没有在科学上培养他们，教会他们怎样选择课题，批判性地分析结果和学会如何写作与交流。在这方面对教授的要求也应该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