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在这些思想和制度方面的变形，将使大学中校长与教师之间的关系变形，使他们之间的服务者与被服务者之间的关系，异化成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关系。在这样的变化中，大学人对大学的忠诚、责任、作用都会相应地减弱，难以形成大学之为大学的教育力量和文化影响，使大学无法培养出自觉追求真理、坚持真理、捍卫真理的、有志于仰望星空的卓越人才，无法形成追求真理、维护理性、弘扬正义、积极创造的传统和风气，使大学在更高的层次上为国家和社会服务的理想落空。

 

另外，我国目前的现代大学制度设计，并未表现出大学制度改革的必要性，比如：对于现代大学制度目标中的“党委领导、校长治校、教授治学、民主管理”等内容，人们很自然的问题是：这些内容我国大学中现在没有吗？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大学中什么时候没有过党委领导？什么时候没有过校长治校？什么时候没有过教授治学（学问）？什么时候没有过民主管理（教代会形式）？只要是在大学中工作的人都知道，我们的大学制度一直都是这样子的啊。既然和原来一样，那么要“改”什么呢？所以，这样的改革设计，有点儿像玩文字游戏。

 

其次，“教授治校”与“校长治校”虽然只有两字之差，但其内涵却千差万别。因为“教授治校”与“学术自由、大学自治”一起，是世界大学的普遍性精神规则和基本的制度原则，其思想前提是大学的目的和宗旨都来自于大学内部，来自于大学人对自己社会职责和文化使命的自觉体悟，也是大学之为大学的思想和制度标志。

 

“教授治校”体现的是一种大学教师集体自我管理、自我发展、自我约束、自我完善的自治精神，是现代民主和法制精神在大学制度中的具体实践。在这种思想和制度模式中，教授不是指某个具体的个人，而是指大学教师这个群体，因而“教授治校”表现的是教师们的集体意志。

 

从教授个人而言，未必每个人都适合担任校长或其他管理者，但这并不表明他们不适合参与决策、管理、监督等“治校性”活动。换句话说，教授们并非要直接担任大学校长或院长，但要有条件参与大学中重大事务的决定，在大学管理者的选择上有发言权，可以要求管理者这样管而不能那样管，能够对管理者的行为进行有效监督，以保证大学的方向为传播先进的文化和文明，保证大学的性质为纯粹的学术机构。

 

其所以有这样的内容，是因为大学的目的和宗旨是自洽性质的，或者说是大学人自我选择的，他们需要能够体现自己自我选择、自我负责意志的制度。所以，大学只有实行自治制度，才能保证大学活动的正常进行。

 

在“大学自治”的背景下，教授们的教育性行为，可以说就是大学精神和品格的人格化。人们在判断某所大学好坏的时候，也自然是看这所大学中教授们的行为和品行。在“教授治校”的模式中，虽然也有作为大学法人代表的大学校长们的“治校”行为，但他们的“治校”行为，不是大学中的源生性行为，而是派生性行为。二者在逻辑学上的关系，是上位概念与下位概念的关系。亦即先有教授治校，后有校长治校，校长治校是由教授治校的制度中派生出来的，也是服从于“教授治校”原则的。因而世界大学传统中一直有“教授就是大学”的说法，但从来没有过“校长就是大学”的说法。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目前的大学研究论著中，人们通常使用的还是“教授治校”的概念。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是不承认“校长治校”这个概念的，更不认同“校长治校”思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