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山东大学校长徐显明退出山东大学新一届学术委员会一事引起媒体讨论，有媒体甚至称之为高校改革的破冰之举。一所高校内部的学术委员会人事更迭，引起如此关注，表达了人们对高等教育改革的强烈期待。徐显明此举真的具有“里程碑”意义吗？

 

 

去年，第四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颁布，将现代大学制度建设问题推向前台。《纲要》中清楚地写道：“建立现代学校制度，构建政府、学校、社会之间新型关系。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这让一直在改革中蹒跚前进的高等教育改革者看到了希望。

 

针对高校管理体制，山东大学校长徐显明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谈道：我国高校行政化倾向比较严重。在价值观方面，从“只服从真理”、“学术至上”转而成为“管理至上”、“利益至上”。以行政为中心，校长、处长、院长几乎掌握了学校的所有学术与公共资源，教授、教师只是被配置的对象，要获得学术资源，就必须获得资源配置权，因此，教授争当处长、院长现象的出现也就在所难免。

 

除了担任北京师范大学的校长，钟秉林还身兼中国首都高等教育研究院院长一职，双重身份，让他对目前大学内部的情况有更深刻的认识。他告诉记者：“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关系失衡、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分割和对立、行政权力对学术权力的替代与压制，是目前高校管理体制中最突出的问题。高校的校级学术委员会中，学校和院系以及职能部门的负责人所占比例较高，学术组织的成员构成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学校和院系领导虽然也是相关学科的专家，但在学术事务决策思维上多少带有行政色彩。另一方面，由于校务委员会、教代会制度不够健全，学者及学术组织缺少影响决策的制度化渠道，不能构成对行政权力的有效制约，在学校重大问题的决策中，学者及学术组织参与决策的途径和方式有限，权力得不到充分体现，影响了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钱学森的世纪之问，将高等教育改革推到了风口浪尖。高等教育业内认为，加大高校自主权和高校内部实施行政与学术分离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校长退出学术委员会”引起热议的背后是公众对高校行政与学术分离的期待。

 

 

《高等教育法》规定：大学学术委员会的职责是审议学科和专业的设置，制定教学和科研计划，评定教学、科研成果等。

 

大学校长退出学术委员会其实并不是一件新鲜事。

 

吉林大学去年制定的《吉林大学学术委员会章程》规定：学校领导和职能部门负责人不担任各级学术委员会委员职务。

 

去年底，复旦大学起草《复旦大学章程》，校长杨玉良表示：复旦已作出规定并付诸行动，学校领导和部处负责人退出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复旦大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形成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有效隔离。

 

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新闻发布会上，清华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陈旭介绍：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不是清华大学学术委员会成员，清华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是钱易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