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华大学“文革”后毕业的学生中，我是首位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作为我国自己培养的科技工作者，我是国家学位制度的受益者，同时作为一名研究生导师，也在全身心践行着国家学位制度。

 

在清华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我作为科研骨干和专题负责人，先后参与完成了多项大型水利工程的论证与设计工作。系统的学位教育，使我的科研业务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得到全方位的锻炼和提高。

 

我参与完成了南水北调工程、三峡工程等多项重大工程咨询评估工作及全国水资源中长期规划、全国水资源综合规划等多项国家级规划编制工作，先后5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并获得全国“先进工作者”和“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等荣誉称号。

 

回顾我的整个求学和工作经历，是学位教育塑造了我，让我终身受益。上世纪80年代的留学潮和90年代初期的下海经商潮，对每个人的冲击都很大，而我在博士阶段学的是系统工程专业，应用面较广，但我还是真正想为水利事业作一点微薄的贡献。当时我们承担了海南的一个项目，2年内在海南呆了16个月，中间就回了三次家。为节省上下班时间，我的办公室里有个折叠床，一年中有半年甚至更多的时间睡在办公室。

 

坚持走以知识报国的学者道路，才能学有所用，并取得好的成绩，繁荣我国的科技事业。我们的学位教育应培养研究生这样的志向和情怀。

 

 

 

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进，教育工作、学位工作开始大幅向西部欠发达地区倾斜，尤其是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制度的建立，为我们这些身处一线的人员创造了继续深造的机会。

 

2005年，西藏自治区地矿局与中国地质大学(北京)联合开展了地质工程领域工程硕士研究生的教育与培养工作，西藏地矿系统70余名像我一样的地矿科研与生产一线的同志有幸成为工程硕士学员，重新步入久违的课堂，开始新的知识探知。

 

学校为我们这批来自高原的特殊学员“量身定制”了符合自治区地质事业发展需要的课程体系，并选派了一流的师资团队，其中不乏地学大师、两院院士和取得突出成就的中青年学者。更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是，学校根据专业学位教育的特点，实施校企“双导师”制度，学位制度与培养模式的创新给我们这些仍然坚持一线工作的人们创造了极好的学习平台。现在想来，如果没有当时学校的悉心安排和严格要求，就不会有我毕业时完成的一幅幅高精度的地质图，一份份高水平的科研、生产成果和赢得专家们充分肯定的学位论文。2006年，我被聘为地质矿产高级工程师，2010年7月，我又成为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球科学学院构造地质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

 

如今，高层次、多渠道、宽领域的专业学位教育已经在西藏地区全面铺开。越来越多的藏族同胞开始和我一样重新步入课堂，沐浴知识的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