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复旦大学的此次改革，让葛剑雄感到欣慰的是“校长抓住了问题的重点，意义积极”，但他也提出，要让章程真正成为学校的“宪法”，有些重要问题不明确，很难推进。比如，由谁授权，是学校的教师学生还是教育主管部门？权力、责任由谁来界定？哪些由学校来自治、哪些由主管部门来领导？校长如何产生？校长跟大学章程和学校的权力又是什么关系？章程最后由谁来批准，教代会或职代会还是教育部或者国务院？

 

“这些问题光靠校长和学校师生，恐怕很难解决。国家一定要明确授权，明确如何行使对大学的管理权，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可能制定出好的章程，章程才可能具有合法性，以后才有可能操作。”葛剑雄说。

 

陈武元也表示，目前，复旦大学等26所学校正在进行“推动建立健全大学章程，完善高等学校内部治理结构”改革试点，这是朝真正实现依法治校方向努力的有益尝试。“从历史和国际比较的视角看，大学能否真正实现依法治校，既取决于政府的态度，更取决于政府的行动”。

 

“大学内部的权责结构直接与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关联，有些事情大学可以自行做主，但大部分事情还需要上级部门的层层把关。”华北电力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包万平举了个例子：比如大学校长人选的确定，本来是大学本身的内部问题，但现在需要上级部门任命，而且还要给该校长确定相应的行政级别。

 

因此包万平认为，大学里面的一个问题可以与大学之外的若干个政府部门有关，他们是融为一体、纵横交叉的，涉及到的内容也是极其复杂的。“大学内部的改革，如果没有外部的联动，最主要的是缺乏政府部门变革的话，大学的改革仍然是一场梦”。

 

在包万平看来，大学内部结构改革有两个问题是绕不开、跑不掉的，一个是大学学术、行政与党委的关系问题；另一个是大学与上级政府部门的分权问题，哪些是大学的事，哪些是上级政府部门的事情，必须说清楚、弄明白，做到分工精确、界限清晰，否则将会是一笔糊涂账。

 

对此，朱永新表示期待《高等教育法》的修订。“只有这样才能根本性地从法律上来解决、界定高等教育的治理结构，包括内部结构和外部结构。”朱永新说，“从大学的内部结构治理来说，大学章程是一个很有效的办法。复旦大学制定《复旦大学章程》应该说是大学‘去行政化’的一个重要方面，除了让学术委员会回归学术外，接下来还应该解决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切割、争取获得更多自主权，这就进一步到了改革的‘深水区’，难度也会更大。”

 

 

复旦大学这次体制内“破茧”，在何雪莲看来有两层含义：含义之一是突围，含义之二是“万里长征刚起步，接下来任重而道远”。

 

何雪莲说，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大学，学术自由虎虎有生气，我们曾经有过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学制度。今天举国上下热议大学受到过度行政干预和权力控制，“破茧”呼之欲出，而这“破茧”不过是某种历史补课。

 

“学术自由的课补得很艰难，却又很不彻底。”何雪莲感慨，行政权力可以退出学术委员会和教学指导委员会，但是悬在每位学人头上的利剑，即政治正确，却依然还在。思想是大学的天职，学术自由，实质是思想自由，杨玉良没有触及思想解禁问题，所谓的“破茧”，只破了一半。当然，此问题非一人之力所能撬动。

 

陈武元表示，要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制定大学章程很重要，但是，千万不要把大学章程作为摆设，而是应当严格按照大学章程的规定，科学制定各项规章制度，并切实贯彻实施。

 

“在我国大学，校内管理规章制度不可谓不多，但是由于政出多门，管理制度之间相互矛盾的不少，这使得制度执行的效果不佳。”因此，陈武元建议，应以制定大学章程为契机，全面梳理现有的校内各项管理规章制度，使之与大学章程的规定相吻合。

 

而在何雪莲眼里，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看似是制度问题，实质是理念问题。“树立管用的大学理念比制定管用的大学章程更管用”。

 

“当前我们最缺的不是制度或章程，而是大学理念，是如何认识大学。比如大学当下盛行的职称分级和绩效考核，就是一场教师学者不得不参与的得分游戏：上一节课值多少分、争取到一个课题值多少分、获得一个省部级奖值多少分、在一个刊物上发表一篇论文值多少分。在这种强制性的得分游戏中，教师学者类似于挣工分的劳力，并因此被分出三六九等。这是对大学以致整个国家的深刻嘲讽。”何雪莲强调，此现象不变，即使“去行政化”一步到位，大学人依然没有尊严。

 

复旦大学校歌中有两句歌词令人印象深刻——“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政罗教网无羁绊”，这正是最重要的现代大学精神的体现。我们为复旦大学迈出可喜的第一步加油叫好，更希望复旦大学能够在高等教育改革的道路上迈出更大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