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春青认为，博士学位点和博导的不断增设是博士群体扩张的主要原因。当前，国家对博士点的控制不够严格，有些博士点的申请理由也很牵强，面的扩大影响了博士生生源的质量，博导自身水平不够“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也对当下的博士生质量负有责任。要做出改变，必须从源头上科学控制博士招生数量，对博士点、博导的申请也严格控制。

 

但从自身的执教经验来看，牛登科认为，现在的（学术）博士生里，学术水平高的不比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差，也不亚于国际水平。“只能说是学生的相对水平下降了，我们那一代的学生比较容易取得突破，前人由于历史原因，基础相对较弱，而现在的学生则是不容易超过老师。”牛登科说。他认为博士生培养质量下降的说法也站不住脚。博士生培养质量与导师水平和导师责任心相关。与上世纪80年代偏低的整体水平相比，现在学科的导师水平有大幅提高。而导师的责任心问题，不论年代，都是因人而异的，就算在以前也有和学生距离过远的导师，采取“放养”的培养方式。相反，牛登科认为，近两年做学术的压力增大，没有研究生的帮忙，不易出成果，都主动被动地刺激了博导对研究生负责。

 

 

“严进宽出”被用来概括当前博士生培养的现状。陈涛很认可，“有一种说法是，中国没有毕不了业的博士”。

 

他是北京一所重点高校的博二学生，在一年级的学习中，他共修完20学分，远高于博士课程要求的13学分，学术研究上也小有所成。导师在学业上对师门学生要求非常严格，生活中也不乏对学生的关心，但他依然为中国的博士生教育担忧：“中国的博士生教育在方法论上的训练一直不足，框架不合理，研究不清晰，一直是中国博士生教育的软肋。”

 

每年博士生招收名额的严格限制，是中国博士生教育的“严进”特色。牛登科教授认为，僵化地执行指标过于严苛，每年1个的招生限额并不利于导师选择优秀博士生，他认为应该采取浮动制，每年给予0—3个招生名额，由导师在标准内根据该年博士生生源质量决定招生数额。

 

“宽出”则是周光礼所言的当前中国博士教育的低淘汰率。中国博士培养的质量监管力度常受诟病，此次华中科技大学的大规模“清退”也似乎放出信号：不合质量的博士生并不在少数。中国高校正在尝试拨乱，对博士生教育的质量监管意义非凡。

 

诘难中国博士生教育的矛头也多指向博士生教育中的“放养”方式。在周光礼的调查样本中，13%的博士生被导师“放养”，并未接受该有的教育和指导。博士教育的本质意义变味。

 

陈涛为博士生课程设置和培养方式改革设想了方向——发展既有严格标准又能突出个性特色的培养模式。突出个性特色，就要求博士生导师对学生的培养能够因材施，总体着眼于为每个学生提供锻炼、发展的平台。

 

李春青教授认为，“放养”是一个度的把握，陈涛所要求的“有标准”难以量化，他自身更倾向给予博士生充分自由。“博士生是成年人，已积累了较成熟的学术科研能力”，他指导博士生的方法是为他们确定一个大方向，让其在框架内自己读书、查资料；平时通过面谈和邮件各种方式督促学生读书，不间断地进行点拨，有适合的项目和课题也提供机会让其参与。“要让学生高度重视学习的目的、学习的机会，调动他们的积极性，给一些压力，让他们自己摸到方法”，李春青认为学生能够对学习机会高度重视，博士生教育就成功了一半。

 

博士学位本是为了培养少而精的理论型和研究型的人才，但是当不少博士生意图将博士学位作为进入官场、职场的跳板，而大量政商界人士则逆流回高校读博“镀金”时，博士教育的本意似乎已发生了畸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