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岁的刘道玉走在武汉大学校园里，仍然西装笔挺、头发一丝不乱。与22年前相比，他的步伐迟缓了许多。他的右手在一次中风后无法写字，但这并不妨碍他迎来人生中最重要的学术时期，著述不断：《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大学的名片》、《创造教育书系》(5册)以及大量的学术随笔，无不指向中国高等教育的痛处。

 

不再是所有学生都认得他了。22年前，学生们称呼他“刘道”或“我们的刘道”。那是他主政武大的黄金岁月，1981年至1988年间，学生们在路上可以轻易地拦住他们的校长，讨论问题。而这个有着外交官风度的校长永远面目和蔼、举止优雅。学生们形容他说，仿佛不是回家吃午饭，而是去赶一个外事会议。

 

他被称为那个时代的改革派，甚至是激进派。即便今天看来，也没有一个校长比他做得更好。有学生记得，在开学第一天，校长就讲：“如果老师的课讲得不好，你们可以不听。”这些力排众议维护学生的立场，使得校长并非高高在上，而是与学生成为响遏行云的一道风景线。学生的求知欲和自我信念被点燃了，他们组成讨论会，在多学科前沿探讨问题。只要学生邀请，他一定参与讨论，这个被称为“快乐学院”的群体至今仍是刘道玉的骄傲。

 

 

“大学是干什么的？大学的目的是人类最高的理想：追求真理。哈佛大学的校训大家都知道，‘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与真理为友’。我记得耶鲁大学的校训是‘真理与光明’，都是讲的这个问题。这无疑是人类最高也是最美好的理想。”多年后，刘道玉对大学精神的理解仍无半点动摇，这是他实行一系列改革的出发点。

 

当年石破天惊的种种革新，使武汉大学成为最令人神往的校园：学分制主辅修制使学生可以自主形成知识结构；转学制让学生可以选择更适合自己的专业；插班生制、贷学金制为学生的学习广开“方便法门”；取消政治辅导员职务，开设导师制和学术假制则使得教师队伍形成学术至上的作风。

 

原为武大教师的陈加宽现在是复旦大学生物多样性研究所所长，他说：“解放前的校长我最崇拜的是蔡元培和竺可桢，解放后的是匡亚明和刘道玉。”他撰文称：“刘校长的气节已经影响了一代武大人。”

 

当48岁成为中国最年轻的大学校长时，刘道玉传奇人生的序幕刚刚拉开。而在此之前他的种种“功勋”，似乎都是为了他“平步青云”于这个位置做铺垫：留校任教后于1961年赴苏联留学，因中苏关系恶化回国后成为“反修战士”典型；1977年被借调到教育部任高等教育司司长；此后，在1977年恢复高考的筹备会议中，他起了很大的策划和推动作用。刘常对学生讲：“你们虽然不能改变保守的教育制度，但是你们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每个人都是自己人生的设计者和实践者，路要靠自己走。”

 

在刘道玉的求学阶段，他一心想成为一名化学家、发明家，诺贝尔是他的偶像。而当他服从组织安排，成为一名大学管理者之后，他享受到另外一种乐趣：“培养出让自己尊敬的学生而骄傲。”珞珈山下、东湖水畔，刘道玉送走了8届近2万名当时的天之骄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