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校距离世界一流大学到底还有多大的差距？在耶鲁、牛津、剑桥、斯坦福这些国外顶尖大学校长的眼中，中国高校当前最需要变革的是什么？怎么才能解答“钱学森之问”，让高校培养出杰出人才？在2日于南京举行的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来自11个国家和地区20所世界知名大学的校长，及121位国内大学校长济济一堂。记者专访了5位国内外著名高校的校长，请他们为中国高校把脉、“挑刺”，多位校长不约而同地认为，中国的大学绝对能办成世界一流大学，只是还需要一点时间，最快估计，需要20年。

专访大学校长

美国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文：中国大学最缺评判性思维的培养

    作为世界顶尖名校，理查德·莱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大学的本科教育缺乏两个非常重要的内容：第一，就是缺乏跨学科的广度；第二，就是对于评判性思维的培养。

    对于第一个问题，他认为可以借鉴美国的通识教育。美国的本科学生在头两年会尝试各种学科，然后会再选择一个主科。因为通过对多个学科的接触，会有不同的视角，使他们有能力以创造性的方式解决新的问题。设想一个政府的领导以前学过历史，又学过道德哲学，同时还学过经济、心理学的话，那么他胜任的几率也会更高一些。

    对于培养学生的主动思维方面，他认为教师就应该采取新的教学模式，鼓励学生进行主动的思维，让学生能够挑战彼此，挑战教师。对于中国来说这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尽管中国大学的校长们已经认识到了这种改革是非常必要的，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困难不少，可见对教师教学方法进行培训相当重要。而那些在国外学习过的大学教授，他们改变起来可能更容易。另外中外学生之间的交流，各个大学之间校际的交流，也会加快这一个过程。

    总之，莱文认为通识教育对中国来说好处大于坏处，而培养学生这样的评判性思维和独立思维能力，对中国来说也是好处大于坏处。

牛津大学校长安德鲁·汉密尔顿：中国需要敢挑战权威的学生

    和耶鲁不同的是，牛津大学并未采取通识教育，他认为，各国应根据国情来采取自己的教育方式，目的是一致的，就是使学生可以分析问题，有思辩的能力，而中国最缺的就是敢挑战权威的学生。

    汉密尔顿说，在我看来中国学生与西方学生最大的差异，是中国的学生缺乏自主的思维和创造性的思维，缺乏挑战学术权威的勇气。这也是我们要做的工作，要鼓励中国的学生成为更加主动的研究者、挑战者，而不是被动的接受者和倾听者。

    汉密尔顿说，在大学我们是通过课程来提高学生的才能，我们教育的目标，特别是一些名校的教学目标是一致的，就是使学生可以分析问题，有思辩的能力，不同的国家，有不同办法，比如在美国有很多的大学开展通识教育。英国则形成鲜明对比，采取的是专业化教育。英国的中等教育本身就非常专业化，到了高等教育也是非常专业化的。在牛津大学我们的本科生参加一些独立的学习、研究、讲座，我们有一些每周几个小时的一对一或一对二教学。可以说，这些学生面对挑战的时候，已经无处可藏了，必须要直接面对一些问题。同时，使得学习有自我学习、自我激励的习惯。牛津大学导师制的一个结果，就是在学生接受教育的同时会挑战导师的解读。可以发现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教育做法都存在着，显然我们并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解决方案，但有一点共性，就是我们都应该把人才当做最重要的资源，并且不断反思如何更好支持他们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