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雷得外焦内嫩”

　　张晴所在的院系，除了教务在4月份时通知过一次“被系统检测出30%的，直接不授予学位”之外，所有关于此系统的讨论，都是“据说”——

　　“据说有的院系挂了三分之一！”

　　“据说有的院系65个人，挂了27个！”

　　没有人证实这些说法，但恐慌在蔓延。

　　韩彦坤所在班的QQ群里，颇有点“哀鸿遍野”的景象。此前，这个群里的谈话内容多数是班级里饭局的邀约和八卦的调侃，而5月8日这天，气氛骤然变得紧张起来，大家的发言无一例外用上了大量的问号和感叹号，还有哭泣的表情，对“测谎”越描越玄的猜测，更加深了众人的恐惧。有人甚至还编了一首打油诗，在群里广为流传：

　　“天灾人祸躲不脱，金融危机还未过，测谎机器又来作，到底让活不让活。”

　　而韩彦坤的同学马平就在这天收到了一条让她觉得“霉起冬瓜灰”(成都方言，意为很倒霉)的通知：论文外审没有通过，延迟答辩。这意味着她不能和同学们同期毕业，毕业证和学位证要延迟到12月份才可能拿到。

　　问题出在外审老师使用的学术不端“测谎仪”上。那篇没通过答辩的论文，据说已经亮起了“红灯”，用“行话”解释，就是3.6万字的论文里的文字复制比例超过了30%，有段落抄袭的嫌疑。

　　更惊人的消息是，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前期送出去盲审的11篇论文中，有6篇没有通过。

　　早早订好的“散伙饭”，被一次次无限期延迟；西区食堂门口，平素同学间打招呼的“吃了吗”悄然换成了“你过了吗？”有的学生开始频繁往来于图书馆、宿舍和食堂，对于其中一些人而言图书馆是陌生的，甚至都不知道学校的文科图书馆在文科楼对面，而理工类的图书馆集中在研究生院，因此大费周折。

　　四川大学东区七舍已经很久没这么热闹了。在过去的大半年时间里，班里70%的同学都散落在全国各地，忙着实习，忙着找工作。大部分的时候，楼内都是冷冷清清的。现在，这里的紧张气氛如同临战指挥部。

　　“据说每段抄袭不超过两百字就算过关，咱们赶紧改，哪怕改成199个字也成！”

　　“那我把‘媒体’改成‘大众传播工具’成不成？”

　　“好像不成，那玩意儿能查出来。”

　　一群女生叽叽喳喳地商量着对策，上蹿下跳。

　　马平收到了研一的师妹发来的短信：“师姐加油！我们年级已经通知了，从下学期开始，我们的论文从选题就开始抓起，要大力整风。我们有的忙了！”

　　与恐慌同时蔓延的，是抱怨和怀疑。

　　“本来想抄书上的理论，就找了几本课本，结果发现，哼，几本书，相关章节一个字不差，这出版书的大牛们都这样，却来检测我们这些学生。先把他们的书送去‘不端’，100% ！”还有人称，“知网库的每一篇论文都来个检查，看有多少人挂掉，总拿学生开刀，还打着捍卫学术腐败的旗帜。”

　　在“白云黄鹤”，有学生看到“测谎仪”的检测报告后宣称自己“被雷得外焦内嫩”，因为检测报告中认定“高度相似”的部分，怎么看都不像是抄袭的，他宣称“正式进入机器玩人的时代！”

　　学校管理者如何看待“测谎仪”？华中科技大学研究生院主任蔡子安表示，“这肯定是一个好事情”，但现在还不便接受采访。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院长吴建并不认同反剽窃只针对学生的说法，他说西南民族大学学报和四川大学学位办都引进了这套系统，老师投稿的论文也要接受检测。

　　吴建还表示，近年各大高校曝出的学术丑闻越来越多，引进学术检测系统不仅能敦促学生提高学术上的修养，也能预先减少“抄袭”的产生，这对于学校来说是双赢的。

　　零星的自省

　　华中科技大学光电实验室的周恩波在BBS上发了一帖，打破了单调而喧嚣的抱怨气氛。周恩波的态度是：“如果一个字都不是抄的。哥们放心大胆的。就算检测系统误判，学位委员会也会纠正的。在这里担心受怕的应该是些什么人，大家心里清楚。”

　　他的帖子迅速遭致围攻。周恩波称，他的博士论文写了4个月。有人回敬他：“相信大多数和我一样的学生，在提高自己和把精力耗在一个根本不可能出太多学术价值的论文之间，会选择前者，貌似我们有点现实，而你们有点理想。”

　　周恩波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称，“当我发现辩解的论题居然是，诚信因为其他现实问题是否可以放弃时，我觉得很可悲。也许现在社会的问题就是如此。”

　　在“测谎仪”引起的恐慌中，很少有人会像周恩波这样，进行关于学术诚信的反思和追问。

　　为什么要抄袭？在许多人眼里不成其为一个话题。四川大学法学院06级硕士张芸的观点是，就业的压力远远大于完成学位论文的压力，“现在就业形势这么严峻，如果我把大量的时间用在写论文上了，哪里还有时间找工作？”她的想法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大学生的意见。

　　作为传道授业者，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院长吴建对自身进行了反思，他认为，导师对于学生学位论文的写作，往往在前期缺乏有效的监督；另外，在论文选题上把关不严，有些论题显得大而空，学生实际操作起来很难下手。

　　在华中科技大学举办关于“反剽窃”系统的讲座时，沈阳希望学生们更多地从学术伦理的角度思考。他讲了一个希腊作家把作品当作孩子的例子，当另一作家剽窃他的作品，他以偷窃儿童的罪名提起控诉。

　　沈阳不认为这套软件成为反剽窃的利器，他倒是更希望它引起人们对学术道德的关注，现在看来，除去“增加了抄袭的成本”，它还远未实现其他愿景。耐人寻味的是，作为反剽窃系统的研究者，沈阳却感到自己“压力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