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内，围绕小小的餐盒，解禁派与禁止派纷争不已 （邝飚/图）
十余年争议未绝，数位国家高层批示，小小餐盒魔力非凡
南方周末9月17日报道 一个小小的餐盒，牵动国务院领导关注，令国家发改委、质检总局、工商总局、环保部、工信部等各大部委为之费神。小小餐盒究竟有何魔力，为何十年前被禁，十年后突然又要起死回生，是国家环保产业政策大倒退，还是顺应市场所需？其间又进行了如何惊心动魄的利益追逐？
泡沫餐盒起死回生？
绿色产品还是白色污染源？解禁还是继续执行禁令？一个萦绕中国一次性餐具长达十数年之久的问题，在这个夏天被引爆。
引发这场口诛笔伐的是8月中央电视台的一期节目。广州一家生产一次性发泡餐盒的企业被曝光。节目中，发泡餐盒焚烧后冒着黑烟，餐盒“有毒”消息不胫而走。
一次性发泡餐盒又称泡沫餐盒，主要材质是聚苯乙烯，具有质轻、保温、耐油、抗水和价格低廉等特点。据不完全统计，2007年，发泡餐盒全国市场销量超过100亿只。
过去十年内，占中国一次性餐盒2/3市场份额的发泡餐盒一直未能获得合法身份。自1999年发泡塑料餐具被“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以来，一次性发泡餐盒的生产一直属于“地下生产”。
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在即将出台的2010年版产业结构调整和指导目录意见征求稿中，已将原先被列入“淘汰类目录”的一次性发泡塑料餐盒删除。
这则未经官方认可，由中国塑料加工工业协会透露的消息意味着，“白色污染”的一次性发泡餐盒今后可以公开生产和使用。
中国塑协塑料技术协作委员会杨惠娣公开撰文称，这又一次证明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开禁消息迅即引发轩然大波。
反对解禁的专家董金狮认为，如果最新产业结构调整的淘汰目录删除了发泡餐盒，就说明国家产业政策犹如儿戏，朝令夕改。董一直关注发泡餐盒，目前担任国际食品包装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本周一，国家发改委产业协调司司长陈斌亦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征求意见还在进行中，在指导目录最终出台之前，不便透露具体内容。
解禁还是继续维持禁令，至今是谜。不过，围绕小小餐盒，解禁派与反对派相互攻讦已然开始。小小餐盒究竟有何魔力？其隐藏了什么样的争执？
惊动总理的禁“白”令
一次性发泡餐盒从被禁的那天起，就惊动了多位国务院领导。而最引发高层关注的则是“白色污染”。
1998年，长江大水，当时正在视察汛情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看到了震惊一幕。当时媒体报道称，长江江面白色漂浮物，最厚处达一米五，站上去一个人也不成问题，甚至拥堵了葛洲坝发电机组。
“不要让白色污染跨世纪”，当年9月22日，原国家环保总局与建设部、交通部、国家旅游局联合下文，禁止在铁路车站和旅客列车、长江及太湖等内河水域航运的客船和旅游船上使用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
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在上述文件出台前，国家有关部委曾就禁“白”令的范围产生分歧，为此专门召开两次会议。
第一次会议就“该不该禁”，是“禁用、禁销还是禁产”等问题进行讨论，最终决定釜底抽薪——“禁产”；第二次讨论“局部禁还是全国禁”，最后决定全国一盘棋——禁止，并上报当时国务院一位副总理。
一年后，1999年1月23日，原国家经贸委发布了“6号令”。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被列入限期淘汰项目之中，到2000年底前停止使用。“6号令”虽然规定了缓冲期，然两年的缓冲期并未彻底禁白。2001年3月18日，朱镕基总理再次批示，要求相关部委就白色污染问题予以研究。
不到一月，国家经贸委发文，要求立即停止生产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同年5月，经贸委连下两道禁令，要求对违法企业依法查处。次年1月，国家四委局又联合发文，重申禁令。
为了彻底“禁白”，2005年版和2007年版产业结构调整和指导目录均将一次性发泡餐盒列为淘汰类产品。
“地下”餐盒
对国内发泡餐盒生产企业而言，禁令等同于噩耗。数据显示，1999年，中国生产一次性发泡餐盒的生产线有170多条。“6号令”之后，纸浆模塑餐盒、降解餐盒、植物纤维素餐盒、纸板复合餐盒等各种推荐环保型餐盒迅速发展。以纸浆模塑餐盒为例，其厂家从100家发展到600多家。原国务院全国包装改进办公室常务副主任李沛生说，当时他在参加全国会议之时反对纸浆模塑搞餐盒，“竞争力不行，应该搞其他包装”。
2002年之后，在价格等原因刺激下，这些火爆一时的环保餐盒纷纷败于发泡餐盒之下。最终，市场只留下一次性发泡餐盒和聚丙乙烯餐盒。“地下”餐盒卷土重来。珠三角和长三角出现了很多大型的一次性发泡塑料餐盒生产企业，年产量猛增20亿只以上。
这些生产一次性发泡餐盒的企业不仅供应国内，而且直接出口。以珠海新富华快餐用品有限公司为例，其生产的一次性发泡餐盒甚至销往了美洲、澳洲、欧洲、中美洲等地。“每月出口40条货柜，销售旺季多达60条货柜”。
10年内，发泡餐盒非但没有禁止，反而规模越来越大。
一端是不断激增的发泡餐盒，一端却是荒废的餐盒回收利用体系。
以北京市为例，1997年，北京市的6家一次性发泡餐盒生产企业曾投资三千多万元，建立了8个回收站，“6号令”之后，这些回收设备处理量从年回收1834吨一落千丈，到2001年仅剩896吨，回收点也萎缩至3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