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仅有自主权也不行，也得有约束的机制，内部也要有规章。现在有的大学的一些设施过于豪华，也引起社会的极大反响。又如扩招，要增加很多教室楼、实验楼、宿舍，但也要与我们的国情相适应。因此，对于大学和大学校长，也要有一个制约和监督的机制，否则会给整个社会带来负面影响。

 

我觉得中国距离出一批真正优秀的教育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培养一位优秀的职业教育家并不比培养一位优秀学者容易，他同样需要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积累经验。而且应该鼓励他们在不同大学之间流动，但这不应由行政主导。

 

最近几年，美国耶鲁大学两位教务长先后到英国剑桥、牛津当了校长，这说明了优秀的大学领导甚至是在国际间流动的。这同样要考虑如何使校长们能安心做好校长的工作，特别是年轻的校长可能还在考虑几年后不当校长了怎么办。现在，一些校长还承担了不少科研项目，使他们不可能把所有精力都放在教育上。我们可能根本就没有几个全职的校长全力以赴地办教育，这是体制上的原因，也是不利于我们培养一批真正的教育家的原因之一，因为大家都有后顾之忧。

 

所以，我觉得可以考虑像中科院的研究所一样，明确校长的任期责任目标，实行校长年薪制，使校长们能集中精力做好学校的工作。这几年，大学领导在不同大学之间的流动，本来是件好事，但似带有太多的行政色彩。既然大学校长一任的任期是5年，如无特殊情况，就不要轻易未到任期就调动。见到国外不少校长，他们都说得出任期到何年何月何日。而我们的校长，像地方干部，说调就调，这不利于一所大学的稳定发展。

 

 

记者：目前各个大学都积极推行各种改革，能否结合你的经历谈谈对大学改革的看法？

 

许智宏：在校长任职期间，我参与过不少改革，包括2003年的人事改革，但是正值世纪之交，大批的教师退休，腾出了很多空位，这是推动教师人事改革，优化教师队伍结构的良好机会。当时我们也可以马上大批招人把空位填满，从而重复改革之前的情况，人员只能进，不能出，同步老化，导致教师队伍缺乏活力。

 

2003年,在寒假校领导发展战略研讨会上，大家取得了一致认识，要推进这一改革，以建立一种比较好的机制，使教员有进有出，使北大能不断吸收最优秀的人才，并向社会不断输出人才，使不同的人各得其所。

 

人才的流动问题解决不好，将直接影响创新型国家目标的实现。我想，如果北大清华等一批最优秀的大学每年源源不断地有一批教师到别的大学去，到省里面去，到地方工作，学校也可腾出空位来吸引我们所需要的优秀人才，那整个高等教育的水平就提高了。现在很多大学都是自己学校的学生毕业当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用我们生物学上的术语，这是自交系，自交系是没有生命力的，杂交才有优势。中国的高等教育界、科技界要真正提高水准必须要有这种流动，现在北大一些副教授到别的地方当教授，我想这很正常。

 

当时北大的学科结构在调整，我们也需要发展，所以必须要改变这种机制。媒体常问我解雇了多少教师，我一直讲，这不是我们的目的。在北大要建立的政策体制，目的在于建立一种能发挥大家积极性、创造性的用人制度。我们很早就说不吃大锅饭了，但事实上，大锅饭的体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没有真正被打破。

 

记者：做这样一项改革是否会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其他学校是否有跟进？

 

许智宏：其实其他学校也在做，只是北大的做法引起了广泛关注。我们压力是比较大的，但我们也很坦然。过去每年晋升副教授、教授，总会有一大堆申诉。当然，也由于历史的原因造成一些教师今年没评上明年再报。现在大家都知道了，北大不是每个讲师都能升到副教授，每个副教授也不一定就能升到教授，大家有了这样的心理准备，我觉得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这几年虽没有被淘汰的，但教师进出的情况也已成为常态，改革也就推进了。我是学生物的，相信达尔文进化论，教育必须改革，但我追求的是一种渐进式的改革。更何况教师人事体制改革还牵涉到整个国家的人事体制和政策，还与整个社会大环境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