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说到大学的生存环境问题，近来炒得最热的一个话题是大学的去行政化问题，对于大学校长的行政级别你是如何看的？现在教育部推行大学的改革，许多人提倡首当其冲应废除大学校长的行政级别，这种做法是否会直接触及大学校长的切身利益？

 

许智宏：不当校长我可以当教授，可以去教书，我从来都没有很看重北大校长副部级的待遇，我并不靠这个头衔吃饭。尤其对于有学术背景的校长而言，并不把这个太当一回事的，也没有因副部级增加他们的工资。

 

中国社会各界的行政级别，不仅大学，科研院所、医院等事业单位均有级别。我个人支持取消大学校长的行政级别。关键在于，在目前这种状况下，如果只是把大学的行政级别取消，问题是否就解决了？

 

大学的去行政化关键有两点：首先是政府主管部门要真正放权，让大学有更多的自主权，让大学校长有更多自主权，自主办学；其次是大学内部要有规范管理，使教师也包括学生有更多发言权。

 

具体地说，就是校长治校，教授治学。当然，学校内部也有制约和监督的机制，如教代会、职代会，同时应发挥主要由教授参加的多种机构的功能，如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学校的规划委员会等。北大是一个相当民主的大学，但北大几万人，每件事都让教授来决策，教授也不一定会来，特别是知名的教授都很忙。所以接下来要思考如何发挥各方力量，建构一个比较好的相对定型的民主机制。这是今天的大学最急需的。

 

这也就是当年我们着手制定北大章程的原因。很遗憾我离任了还没有完成，这个章程相当于是“北大宪法”，正因如此，出台还是要很谨慎。

 

让大学彻底去行政化，我双手赞成，但是国家要有政策配套。如果大学的人才流动到社会其他部门，目前常遇到的问题是对方会问你是什么级别的，人家是按级别来安排工作的。

 

记者：在你的教育生涯中，大学办学缺乏自主权是否正是束缚大学发展最重要的因素？能否谈谈你9年校长生涯最深的体会？

 

许智宏：《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强调，要“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现在很多校长也在呼吁，要给大学更多的自主权。这当然是影响大学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有些问题可能一时解决不了，但并不意味着在校长的职权范围内什么事都不能做，至少做得好一点吧。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一直是在尽我所能。我之所以崇拜蔡元培校长，尊崇他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提倡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是因为做到这些我们就真正回到大学的本意上来了。

 

大学不可能离开社会独立存在，大学需要社会各方面、政府的支持和资助，因此也会受到各个方面的压力和影响，但大学与社会至少应保持一定距离，要守住我们最基本的底线。现在的问题是学术界很多方面跨越了底线。

 

过去10年中，很多硬指标我们都有进步，像在Nature、Science这样国际第一流杂志上的论文数目增加了不少，在国际的大学排名中，也终于有中国的大学了，但我们研究工作总的质量怎么样？哪些研究领域是由中国人开创的？中国很多事情到一定的时候都会走极端，追求数量、跟风。大学的很多方面是不能量化的，这是我几年来最大的感触之一。

 

基础教育的状况会直接影响大学的人才培养。素质教育讲了很多年了，但应试教育的格局基本上没变。我的高中时代也没有什么文理分科，大学的录取率比现在低得多，也没有像现在如此分数至上，也没有“黑色的六月”。

 

所以实施素质教育，真正使中学生有足够的时间来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使他们关心社会，热爱科学，热爱大自然。不仅是高考要改革，中学的老师、家长和社会等多方面都需要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