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9日下午，化学界许多科学家——唐有祺、谢学锦、黄志镗、戴立信、沈家骢、陆熙炎、杨福愉、胡亚东、朱道本、赵玉芬、麻生明、佟振合、江明、顾以健、竺安、胡汉杰、万立骏、郑强、董建华……从祖国各地赶来，聚集在中科院化学所，参加“王葆仁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会”，纪念恩师、朋友、同事——王葆仁。

    科研：中国有机化学的开拓者之一

    1926年，不满20岁的王葆仁从东南大学化学系毕业，留校任助教。他经常阅读国外文献，一旦受到启示，就作实验来验证，从此开始了他的科研生涯。

    当时国内从事有机化学研究工作的人寥寥无几，而王葆仁开展的都是当时有机合成的前沿课题——硝基甲烷的合成、格氏试剂化学反应、环己烷螺旋丁内酯等的合成研究。1929年他用英文发表了第一篇研究论文。

    王葆仁认为，在有机化学的发展中，炼焦工业的发展和染料工业的需求，使有机化学中的芳香族化学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导致染料化学的出现；而对杂环化合物的广泛研究，又发展了药物化学。上世纪40年代，王葆仁的研究转到合成染料与药物研究方面，兼顾理论研究。在湄潭浙江大学，他曾指导学生制备海昌蓝、DDT、味精，研究中药鸦旦子和合成磺胺新衍生物的药物等，以期找到疗效更高而副作用又少的磺胺类药物。在当时风行磺胺药，但又尚未发现磺胺衍生物新药的情况下，这个构思说明了王葆仁的远见卓识，遗憾的是当时限于试剂与药理等条件，没有取得应用成果。

    王葆仁认为，电石工业的需要促进了炔烃化学的发展。上世纪50年代以后，以石油化工为基础的烯烃化学，使石油化工成为经济发展中的天之骄子，化学给人们的衣食住行都增添了异彩。他说：“有机化学由芳烃至炔烃又至烯烃的历程，促使我想到烷烃的问题。”同时，他认为我国石油中蜡的含量很高，可以对烷烃进行有控制的选择性反应。自1978年起，王葆仁指导开展了烷烃化学的研究，分别从氯、亚硝基、磺酸基等自由基对烷烃进行取代反应及从卡宾等活性中间体对烷烃化合物进行插入反应。通过系统研究，总结出几类取代基的指向规律，找到了制备两种氯代烷烃的方法，提出了简单烷烃自由基能够发生12重排的观点。论文发表后，引起了国内外同行的重视。

    转行：拓荒中国高分子研究

    “20世纪科学史中，高分子科学的发生、奠基和发展是最令人瞩目的重大事件。30年代才知道什么是高分子，到40年代，不但在科学上，而且在应用和工业生产中都取得了巨大进展，在化学学科中，高分子的研究风靡全球。这种科学和技术的快速发展，充分显示了科学与技术在人类社会进化和发展中的无比巨大的力量。高分子科学短短几十年的进步和产生的社会影响证实了这种论断。”胡亚东这样介绍高分子的作用和地位，他是中国最早聆听高分子大学课程的学生之一。

    “1951年，应庄长恭所长的邀请，王先生从浙江大学调往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协助建所和主持工作。1953年，随着国家经历了3年经济恢复时期开始转入‘一五’计划建设热潮，王先生在积极开展有机化学研究的同时，毅然选择了陌生的当时还处于发展初期的高分子化学作为重点发展方向，分别以制备聚甲基丙烯酸甲酯(即有机玻璃)和聚己内酰胺(即锦纶)作为研究任务。”化学所研究员王有槐回忆说，当时王葆仁直接指导3个课题组，“孙树门、杨承淑和我分别任组长”。

    “先生总是亲临科研第一线，坚持每周进行工作汇报。他对课题负责人只抓研究路线、关键问题和进度，对于具体分工、细节，他是不加限制的，比较宽松，便于课题组长发挥作用和积极性。”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所研究员杨承淑曾撰文回忆同事王葆仁先生。

    “他带领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高分子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边工作、边学习，迅速完成了有机玻璃和锦纶的研制和工业化数据这两项军工任务，率先在我国试制出第一块有机玻璃和第一根尼龙6合成纤维，以后分别转至沈阳化工研究院和锦西化工厂扩大生产，成为我国最早的高分子工业产品。”王有槐说。

    王葆仁认为，高分子化学挑选课题必须从国计民生出发，同时不应忽视基础理论研究。他主张高分子科研工作必须与我国石油化工大品种的生产实践相结合，必须为生产服务，但也应开展应用基础研究以指导生产。

    随后，王葆仁又在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成立了高分子物理化学和有机硅2个研究组。新中国的高分子科研队伍就这样成长起来，也为大学和产业部门培养出一批高分子专业人才。

    1956年，国务院制订12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时，王葆仁负责“高分子与重有机合成”重点项目和高分子科学的学科规划，随后他又担任了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化学组成员及高分子分组组长。1962年，他参加了第二次全国科学技术发展10年规划工作。

    “每次会议，王先生都与分组成员一起殚精竭虑，十分注意保持高分子这门年轻学科的整体性，使之与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和物理化学一起列为化学学科中的二级学科。先生还多次建议大学化学系将高分子化学科列为必修课目，与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和物理化学同样重视。1958年，中国科技大学成立，先生更是多方筹划、负责主办高分子化学系，这是当时国内外最早办的高分子学系，早期的毕业生现在都成为主要的科技骨干力量。”王有槐说。

    同年，中科院在北京筹建化学研究所，他率领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高分子研究组全体成员来到北京，担任化学所副所长，分管高分子方面的工作。

    “在他的指导下，化学所在烯类聚合、缩聚反应、高分子物理化学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了有机硅、有机氟高分子和离子交换树脂与膜等新材料的研究，为发展我国的合成纤维和塑料树脂科学与工业作出了较大贡献。”胡亚东说。

    学术交流：身体力行的社会活动家

    “先生很重视通过学术报告来培养、锻炼业务骨干，推荐他们在全国性学术报告会上作综合性大报告。先生总是认真审查论文报告，几次提出问题，有时还补充数据，最后再作文字上的修改，非常负责。先生推荐的报告，不仅锻炼了报告人，也深受听众的欢迎。”杨承淑回忆说。

    为了交流高分子科研工作经验和尽快将科研成果公诸于世，1957年，王葆仁负责创办了中国第一个高分子学术期刊《高分子通讯》，由他历任主编直至谢世。由于王葆仁的严格认真，使这份刊物达到了高水平，赢得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

    1954年以来，王葆仁倡导组织了系列高分子学术论文报告会，此后10多次会议均由他主持、领导，每两年召开一次。他事必躬亲，精心规划，树立了良好的科学态度和学术气氛。他坚持这门年轻的学科应保持整体性，在化学学科中与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和物理化学等一视同仁，列为二级学科。他的意见得到化学界的支持，在中国化学会内设立了高分子学科委员会，一直由他担任主任委员。在他的领导下，这个委员会一直学术气氛浓厚、团结协作，开展了各方面的学术组织工作。

    王葆仁也十分重视国际学术交流，曾多次接待高分子访华代表团，也多次率团出访苏联、日本、美国等地，宣传了我国高分子的成就，了解到最新国际动态并和很多国际知名的学者建立了友好联系。

    讲课：“大家都全神贯注地跟着他的思路飞奔”

    如果说有机化学和高分子研究是王葆仁的中心事业的话，那教育——上课和担任系主任等教育管理工作——是他事业不可割舍的另一半。

    1926年在东南大学毕业后，王葆仁开始从事教育工作；1936年从德国回国担任同济大学化学系教授、理学院院长、化学系主任；1941年应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之邀，担任浙大教授兼化学系主任；1951年应庄长恭所长的邀请从浙大调往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担任副所长；1956年应中科院化学所邀请，来到北京担任化学所副所长；1958年负责筹建中国科技大学高分子化学系。王葆仁的科研和教育经历历经60个春秋，就像他自己形容的——“我的一生就是为年轻人铺平道路来攀登科学事业高峰”。

    大二上过王葆仁的有机化学课的中科院化学所研究员竺安至今记忆犹新：“第一堂课，王先生就开宗明义，‘学我的有机化学，没有100分，80分就是高分’。我们一听这话就觉得他要求很高。其实王先生的意思更为深远，世界上有上千万种合成物，有机化学的内容浩如烟海，学习没有止境，要站得高看得远，不要拘泥于书本，这完全不同于当今社会一些急功近利的做法。现在每年都热捧高考状元，我认为科教界不要追逐100分，不要追逐第一名，学无止境。”

    王葆仁十分重视基本概念，认为基础课比选修课更重要，必须使学生弄懂基本概念、打好基础。因而他总是紧紧围绕基本概念来讲解。他不但讲实验结果，还从分子结构上阐明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反应，物质为什么会具有这些特性。在讲化合物的性质时，往往用电子理论予以解释；在讲化合物的结构时，又善于用分析综合的方法进行；在讲授有机天然产物课时，他着重介绍用化学反应判断化合物分子结构的方法。

    “我们最喜欢听先生的课。每当上先生的课，大教室里总是座无虚席。当他一站到黑板前，大教室鸦雀无声，大家都全神贯注地跟着他的思路飞奔。他以简练的语言、秀丽的板书、条理清晰的讲述，把我们引入了千变万化、奥妙无穷的有机化学世界。先生讲课时的音容笑貌，我们至今历历在目；先生讲课时举的生动例子，我们至今仍牢记在心。”中科院化学所研究员杨玉昆说，自己从本科到研究生，有幸直接聆听王葆仁教诲长达8年之久。

    中科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唐有祺说：“如果把对我一生有重要影响的师长排排队，王葆仁先生肯定排在前三名。我在同济大学化学系学习，以后从事物理化学研究，王先生给我们上有机化学课，不论是理论还是实验，都让我们掌握得很扎实。抗战时期没有讲义，王先生抄在黑板上的讲义逻辑很清楚。”

    “1949年我在浙大化学系做毕业论文时，王先生作为系主任，工作教学任务繁重，但他仍多次到实验室指导我们做实验。我也不是专门研究有机化学的，但王先生的有机化学课让我受益终生。”中科院院士、生物物理所研究员杨福愉说，听王先生讲有机化学是种艺术享受，深入浅出，一点也不枯燥。

    王葆仁讲课时十分注意国内外有机化学的新发展。他认为在大学讲课就是讲学，决不能照抄书本、照本宣科。他通过阅读文献不断了解新的科学动向，使自己始终处于当代有机化学的前沿，讲课经常增加新的内容，常讲常新。他采用卡勒(Karrer)的《有机化学》为教本时，其1946年版没讲到鲍林(L.Pauking，1954年诺贝尔奖获得者)，1947年王葆仁就向学生介绍了鲍林的共振论，让学生了解到最新动态与成就，备受欢迎。

    “先生讲课的声音非常清楚，语速很慢，逻辑性强，没有一句废话，如果整理下来就是一篇很好的文章。字非常工整、有条理，他在板书的时候会留下一两行空白的地方，讲了10分钟就添上一点，到下课的时候你就发现空白处都填满了，原来他都是有设计的。整整两个小时，中途不休息，你想得准备多少材料。”中科院院士、理化技术研究所研究员佟振合说，因为上了王葆仁的课，“我们这一班同学无论天南海北，有机化学和无机化学的功底都非常深厚”。

    “王先生授课时重视启发教育、重视平时训练，每讲完一堂课，都出几道非常有趣的习题。有的是训练合成思路，有的是着重考虑内外因素，有的是用不同性能来区别、分离各类化合物及混合物，有的是从元素分析、分子量测定以及用特征反应等来推测未知物的结构。练习题做完后就上实验课，启发我们独立思考，引导我们共同讨论不甚了解的问题，收效很好。”中科院院士、上海有机化学所研究员戴立信说。

    “每学期王先生都举行3次不预先通知的测验，3次测验的成绩都在80分以上者，就能得到免予大考的殊荣。一个班只有一两位同学可以拿到。那时候我们上课都很紧张，3次考试都是突然袭击，往往是先生讲了10分钟之后才知道要不要考试。1981年我和黄维垣、陈庆云先生在上海有机化学所制定研究生累积考试规划时，也学习了这个好经验——每学期4次不定内容的考试，每次都得A的话就有特殊鼓励。”中科院院士、上海有机化学所研究员陆熙炎回忆说。

    作实验：穿着西服作实验却从不弄脏

    王葆仁十分重视科学实验，讲究操作精细、技术高超、准备充分、秩序井然。他认为化学是一门实验性很强的科学，如果学生不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和灵巧的双手，很难成才。他任教期间，每天都去实验室。即使在他兼任系主任、理学院院长、教务长期间，也不例外。他对实验操作要求十分严格，一套合成仪器安装好以后，无论是从正面还是从侧面观察，都不能歪斜，甚至实验台上、仪器柜内的物品摆放都必须井然有序、整齐清洁。倘若违反操作规程，立即停止实验。

    杨福愉说：“1949年我在浙江大学化学系做毕业论文时，王先生作为系主任，工作教学任务繁重，但他仍多次到实验室指导我们作实验。”

    日寇入侵后，国难深重，民不聊生，同济大学经费拮据，一再迁徙。“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后，同济大学从上海迁徙到浙江金华、江西赣县、广西八步、云南昆明等地，在日军轰炸的逼迫下，同济大学想再次搬迁。1940年，时任同济大学理学院院长的王葆仁被派往李庄考察并筹备迁移事宜。尔后中央研究院几个研究所也迁徙到了李庄。”化学所研究员胡亚东说，他翻阅《李庄往事》时发现了王葆仁先生一些不为人知的事迹。

    在学校一再迁徒的战争环境中，王葆仁依然设法筹建实验室，亲自动手从事作研工作。“王先生曾经带学生在破庙里做实验。我1948年在浙江大学读大二，浙江大学已搬迁回杭州，用木炭炉代替煤气灯，每人发把扇子，用两个水桶上下提水作为冷凝用水，将手摇油泵作减压蒸馏及真空过滤等。就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中国教育仍培养了那么多人，这是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这是王先生他们这辈人永不磨灭的功勋。我们今天要崇尚这种精神。”陆熙炎说。

    “我的实验是在昆明作的，当时条件非常差，没有水，没有电，但照样作实验，照样能学到东西。我认为科学本身还有精神问题，光靠钱、大房子和好仪器是没有用的。科学和教育一样，还是靠大师。王先生虽然看起来很小很弱，但一直很坚强，很少抱怨周边的环境。”唐有祺说。

    1944年，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博士赴浙大参观访问，看到实验条件那么简陋，而他们却那么顽强地工作，深为感动，他说浙大的学术气氛可以媲美于英国的剑桥和牛津两所大学，赞誉当时的浙大为“东方之剑桥”。

    “王葆仁先生是一位严师，他对我们学习、文献查阅、总结和实验设计都很严格，但从不无故训斥我们。有一次，他到实验室来，看到我作实验时实验桌上很乱、工作服也很脏。他就批评我说：作实验也要有条不紊，想好了再动手。他还告诉我，当年他在德国作有机化学实验时，经常穿着西服动手，从不把西服弄脏。从那以后，我作化学实验时经常想到这些话，后来也常常用先生的这些话去教育和要求我的学生。”杨玉昆说。

    “我记得王先生还给我们讲过一个故事：有次作实验，一个学生说找不到天平的砝码了。王先生说实验用的砝码永远只能在两个地方：天平上或砝码盒里，化学老师只让你放这两个地方，正确使用天平是化学工作者的基本功。王先生治学严谨，在小的操作细节上也要求严格，科学上不允许差不多，差一点也不行，不能出现胡适笔下的‘差不多先生’。”竺安说。

    王葆仁培养了上千名学生，弟子遍布海内外，有几位美籍华裔已是国际知名的有机化学家与生物化学家，当天到会的就有12位中国科学院院士。

    1985年庆祝王葆仁从教60周年时，旅居美国的浙江大学校友郑家骏、程克信寄来一首祝贺诗，赞颂王葆仁为培育科技人才作出的卓越贡献：

    湄江昔日沐春风，多少酯醇相和融。

    万里回首故国远，先生桃李弥寰中。

    写书：“我的书柜里一直保留着先生的书”

    王葆仁一直十分注意资料的搜集工作，认为国际上有机合成专著有两部很重要——《有机合成》和《有机反应》，他兼取上述两部书之长，撰写出《有机合成反应》上下册，分别于1981年和1985年出版。他以综述性论文的写法，介绍各个重要有机合成反应。着重阐述了上世纪50年代以来的新合成方法与典型反应的新进展，不仅能供有机化学教学使用，还可提供科研工作者应用这些新反应。这部珍贵、有价值的专著，深受化学工作者欢迎，1988年被评为全国优秀科技图书奖一等奖。

    “我从1981年上本科，1985年上研究生，这两本书陪伴我度过了大学和研究生时光，直到现在，我都一直带在身边。那时候参考书不多，这两本书影响了我们整整一代人。”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副所长丁奎岭说。

    无独有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化学部副主任陈拥军说，自己的书柜里也一直保留着这两本书。“我们上世纪60年代生人需要补上这一课，现在和未来需要更多的王先生，需要他丰富的知识，需要他高尚的品德，需要他独立的人格。”

    为了宣传普及高分子知识，1980年王葆仁担任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化学卷高分子化学编写组的主编。由于他在高分子化学界的威望和他本人的认真负责态度，使高分子化学分支的工作提前完成，比其他分支快两年。在撰写过程中，他经常带病听取汇报、处理工作，敢于坚持正确的意见和批评不正确的意见。他确定的交稿日期，自己首先按时交稿。他经常说：“一个人要言而有信，要求别人做的事自己首先必须做到。”

    王葆仁还十分重视高分子名词的制订工作与科普工作。他曾多次向青少年作科普讲演、为《人民日报》等报刊撰写高分子科普文章和编写通俗读物《高分子化合物》等。

    生活：偶尔要一碗红烧肉改善改善

    “先生处世光明磊落、廉洁清正，从不为个人或亲友谋取私利。他认为不对的就该说，这是对国家负责。日常生活中，他乐于助人、关心后学，他能开路也能让路，努力不落人后，成功不必在我。”王有槐说。

    “我虽然没有机会直接听先生的课，但先生是我进入高分子领域了解的第一人，而且是扬州老乡，所以我对先生既崇拜又很亲切……我1981年回国后做了一些工作，1987年在武汉全国高分子年会上领奖，20年过去，领奖时讲的话我还记得很清楚——虽然奖金只有300元，但我很看重这个奖。虽然先生的工作没有载入高分子教科书，他的论文也不是顶级水平的，但他特别值得尊重，因为他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发展了这个学科，带领我们前进。”江明的发言好几次被掌声打断。

    1985年8月24日，在中国化学会祝贺王葆仁从事化学工作60周年的大会上，他将晚年疾病缠身、奋力疾书写出的《有机合成反应》一书的稿酬1万元人民币捐赠给中国化学会，设立“中国化学会高分子基础研究王葆仁奖”基金，自1986年开始颁奖。此后，化学会又陆续收到了海内外有关人士对此奖励基金的捐赠。

    “1989年我父亲病逝，安葬在老家扬州，我惊讶地发现旁边竟然安睡着王葆仁先生，讲起来他们都是扬州中学的校友。我父亲是国画家，对化学一窍不通，但相同的是对各自事业的执著追求，我想肯定他们在天国里已结为良伴。每年给父亲扫墓，我都不忘在先生墓前鞠躬。今年清明，我去扫墓，看见旁边豪华墓地人来人往，我很感慨——有谁知道，这里沉睡着中国化学界一代宗师？!假如当年先生不把那1万元稿费捐出来，绝对可以把墓地弄得很豪华，到现在也不会过时。但我想，这是一种亵渎，先生不需要花岗岩，先生不需要大理石，先生深深地记在我们心里!”中科院院士、第一届“中国化学会高分子基础研究王葆仁奖”获得者江明说。

    “书出版后他拿到1万元稿费，马上就和我母亲商量，要捐出去做奖学金，奖励人们多作学术研究，多出成果。在今天看来这笔钱可能是少得可怜，但在当时，这是他见过的最多的钱。他没有想到用来改善生活、买点家具、做几件衣服，而是立刻想到用于奖励科研。”大儿子王被德说，父亲王葆仁对长期的清苦生活一贯安之若素，平日家里总是粗茶淡饭，偶尔要母亲烧一碗红烧肉改善改善。

    “当时一个大学毕业生的月工资也就五六十元钱，可想而知，一万元钱可以发挥多大的作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化学所研究员黄志镗感叹说。

    “历史是珍贵的，尤为珍贵的是老一辈科学家留下来的精神财富。我遗憾的是，没有更多的年轻人了解王先生的事迹。”浙江大学教务长、高分子系主任、2005年“中国化学会高分子基础研究王葆仁奖”获得者郑强说，他自己和浙大高分子系曾分别捐赠给“中国化学会高分子基础研究王葆仁奖”基金1万元。

    纪念：记住他的学问!记住他的品德!

    “从王先生的经历来看，一位老师可以影响一批学生!化学所是王先生工作时间最长的单位，化学所也是受惠最多的，我们一定要好好珍惜王先生留下来的精神财富。”中国科学院化学所所长万立骏说。

    胡亚东与王葆仁在化学所共事30年，工作上的关系非常密切，他说：“现在的社会潮流是大家只顾‘朝前看’，只顾‘朝钱看’，而忽略了以前的东西。其实，如果没有前面的积累哪有今天？!我希望大家多了解历史，搞自然科学得多了解社会科学。很多年轻学者对‘历史’不感兴趣，他们还没有认识到历史的重要。年长的学者都对科学有一定的认识，这是他们文化素质和生活、工作经验决定了的。今天屏幕上的王先生特别和蔼可亲，朝每一个人微笑着，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美的王先生。大家多看两眼吧，记住王先生!记住他的学问!记住他的品德!”

    1945年浙江大学化学系学生史宗法写下的《缅怀恩师王葆仁先生百年诞辰》，表达了对王先生的深深怀念：

    薪卧湄城育学子，只为抗战御倭侵。

    春秋六十献科教，举世万千仰巨星。

    教授有机天下甲，后生受业九州尊。

    师恩未报学生憾，遥祭期颐千古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