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帖子激起千层浪。
 
   近段时间，中国科学院研究员程代展一篇博文《昨夜无眠》，“博”得几十万的浏览量，公众和媒体围绕理想、科研环境、青年人才、“钱学森之问”、隐性逃离等话题，各抒己见。国外是不是也存在“逃离科研”的现象？其逃离的原因是否有所不同？对于国外的年轻人，科研是不是个好选择？国内外的比较是否有利于我们对“逃离科研”现象有新的思考？
 
   谁夺走了学生的兴趣？
 
   “其实国外的年轻人‘逃离科研’的例子也不少。”翟荟，31岁，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研究员。他2005年在清华大学获物理学博士学位后，赴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做博士后研究，2009年回到清华大学。让翟荟印象深刻的是，他在伯克利分校读书时，一对物理教授夫妇的孩子，极具数学天分，早在读高中时就去大学旁听研究生课程。身边的人几乎都认为她是个数学天才。她高中毕业后去了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学习，学的并不是数学，而是物理。可就在翟荟回国前，听说这个女孩去印度学习历史了，因为她又对历史感兴趣了。
 
   “在国内，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翟荟说，未见得这样自由地跳来跳去就一定好，但在国内，学生太容易随大流，缺少对自己兴趣的坚持。
 
    赵博，中国科技大学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筹）的研究员，是量子信息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潘建伟科研团队的一员，回国前曾在德国、奥地利留学。他甚至不太同意“逃离科研”的提法，国外年轻人做科研做到很好的程度也有放弃的，他认为这很正常。赵博在奥地利做博士后研究期间，就曾经碰到一个38岁的同行，此人做了七八年博士后研究之后，放弃科研，去了一家公司。同样是放弃科研，在翟荟看来，值得反思的是，国外年轻人放弃科研更多是因为兴趣，而不是基于生存的压力。在美国，不管是哈佛大学等名校还是一般高校，博士后的待遇相差不多，一般年薪在6万—7万美元，完全可以解决生计问题。
 
    翟荟认为，就帖子《昨夜无眠》中“逃离科研”的学生来讲，虽然是在博士阶段发生的事情，但问题要追溯到更早。第一个关口是高中阶段甚至更早，“我们的评价过于单一，缺少对每个人潜力和特质的挖掘，缺乏对个人的发现”。第二个关口是本科阶段的教育，基本按照分数高低来选择专业，有的学生自己不清楚兴趣所在，只是随大流，甚至在选择专业时富余了几分都觉得是浪费。进入院系后，学生基本被按照同一个方向培养，对自己是不是真的热爱这个专业概念模糊。
 
    翟荟在做研究的同时还担任物理系本科班的班主任工作，他找每个学生谈话，让他们有意识地了解自己的兴趣所在，是偏思辨还是偏动手，或是有意社会工作，帮助学生找到未来发展的方向。但他发现，有些学生读了两三年后，依然不清楚自己的兴趣所在。
 
    一名在某著名“985”高校做科研的“海龟”很认同翟荟的说法。他是十几年前学校基础学科基地班的一员，当年的基地班由学校从全校选拔好苗子，是旨在培养未来科学家的“尖子班”，全班50余人，最后从事科研的人，包括他本人也不过六七个。“当时选人的标准就是看分数，其实他们未必对科研有兴趣。”这位“海龟”说。
 
   “没有兴趣，科研将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美国人最后留下来做科研的都是有兴趣的。”在翟荟看来，科研是一种生活态度和方式，如果你对未知的世界持有好奇心，你有探究未知领域的兴趣，才可以选择科研。
 
   “的确如此，一个很冷门的专业也许在20年后成为热门，谁都说不好未来的创新点是什么学科引发的，这一切不如都交给兴趣。如果一个社会能养得起一群科学家，那么就不要太功利，指望在短时间内给社会创造价值。只是把科研作为谋生手段，是个人的失败也是社会的失败。”另一位海归学者这样告诉记者。
 
    清华大学教授、首批“千人计划”入选者施一公曾讲过一个故事：2002年诺贝尔医学与生物学奖得主、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罗伯特·霍维茨在1974年开始做小线虫研究时，既不知道线虫研究有任何应用价值，也不知道能发现什么。他只是觉得很有意思。1992年的一天，当他发现线虫的一个基因和人类细胞里的一个致癌基因很相似时，好几家跨国制药公司蜂拥而至，请他帮助研发抗癌药物。现在罗伯特·霍维茨是世界著名跨国制药公司诺华的科学顾问。
 
    问题的关键是，谁夺走了学生的兴趣？同济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副教授谢强在其博客中认为，我们的学生从小就在一个充满恶性竞争的环境中长大，成长的过程已经榨干了他们对学习的兴趣。到了研究生阶段，对科研真正感兴趣的学生数量已经非常少。导师猛然间看到了这样的优秀学生，都希望能够好好培养。如果学生开始对科研充满兴趣，但是后面的读研阶段逐渐对科研产生了恐惧甚至极度厌恶，只想远离科研，除了大环境下名利和物质的诱惑、学术环境的浮躁，老师也应该反思，是否有拔苗助长之嫌。
 
   “当然，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属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当下需要郑重对待‘兴趣’二字，否则‘逃离科研’的现象还会更加普遍。”翟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