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教于上海某著名高校的一位知情人告诉记者，找关系发论文和国内学术期刊的评审制度有关。他说，国外有一套比较好的制度来分配各种学术机会，比如学术期刊要进行双向匿名评审。“他们一般是编辑初审，然后送出去给专家审，用稿的权力在专家。而我们是编辑办刊，用不用稿子权力在编辑。”

 

申请课题也得“有关系”。李兴说：“课题评审中有很多问题。”根据他的经验，教育部课题“公正一点”，因为是网上匿名评审，“比较难知道评议人是谁，也就不好找关系去活动”。

 

而有的课题申请就不一样了。以国内某项评审为例，按程序，评审先要交材料，然后主管部门将材料寄给评议者，“这其实相当于知道评议者是谁了，有的老师就会比较积极地私下去活动。”最近，他在上海一所高校的同学，正在申请其中的课题，得知李兴所在学院的一位教授是评审者，就找到他，希望他去活动“照顾”一下他们的课题。

 

关系网越来越庞大细密，一些学校开始放权，把职称评审的权力下放到院系，“但学院院长又顶不住压力，因此，院里复杂的人事关系会影响投票的公正性。在现有体制下，谁人缘好、关系硬，谁就能评上。”上海那位知情人告诉记者，“评审中山头、派系色彩太厉害，不看水平，只看人”。

 

 

自从当大学老师以来，课题、职称的压力一直伴随着李兴。

 

每年学校都要制定一个总目标，然后分解到各学院，学院分解到各系，各系又分解到各个老师。“我们老师就要到处去找课题。”李兴说。

 

“大学职称评审的本质是对教师学术能力和教学能力的评价，可是我们的大学职称评审被异化了。”熊丙奇说，高校以课题、论文数量作为评职称的标准，“这看似很公平，但学术贡献的大小能用论文的多少来衡量吗？”他说：“我们的标准是关注论文发表的数量及论文发表期刊的档次，至于论文在讲什么内容，评审时很少有人看。”

 

熊丙奇把课题比作“学术化肥”：“现在职称评审比的是拿到国家学术化肥的能力，而非产生学术成果的能力。它不管产生成果的好坏，后果是滋生了浮躁的风气，破坏了学术生态。”

 

目前高校的职称评定标准大多是量化的，有人认为它只认论文不认人，相对客观，但李兴说：“这种量化的考核体制，从学术发展的角度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助长了学术浮躁。”李兴说，要发一类核心期刊，就要想方设法去拉关系，这对教师来说，“成何体统”？一些刊物办得不规范，而学校又要有数量，就只能给那些刊物写。李兴说：“这对你的研究约束性很强，你只能跟着他的指挥棒走，而自己感兴趣、有意愿做的研究往往因此耽搁下来。”

 

课题也是一个指挥棒，其题目绝大多数是现实性很强的。李兴认为：“这对比较基础的学科、纯理论的学科，比如思想史、哲学研究等是很不利的。而对学术的长远发展来说，基础学科又非常重要。”他感觉很无奈：“我们根本不可能去抗拒，除真正的学术权威外，我们的圈子里，都要为申请课题去有意识地迎合，去找现实课题。”在这种浮躁的风气下，“一年到头，大家都在赶着申请课题，找能长时间吸引眼球的题目，很难静下心来，做社会关注之外的基础课题研究”。

 

李兴笑称：“现在的大学有点像企业，企业在推新产品，我们则在想新课题。”熊丙奇也认为，大学职称评审强调论文数量、期刊档次，导致高校教师努力去炮制论文，没有人沉下心来，花多年长时间去做一个课题。他说：“用这个来引导教学科研，结果是学术生态功利化，教师整体变得浮躁，突破性的成果很少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