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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丙奇:行政化是当前大学职称评审病根所在
2012-05-24  来源:中国青年报
 
记者:当前大学职称评审中还有一种怪现象——想评副教授,英语听说读写必须过一定等级,而且要有一年的海外求学经历。许多大学青年教师反映,这样的评审标准毫无意义。您觉得呢?
 
熊丙奇:这就是行政化评审的典型性表现。学术评价应该根据不同学科、专业,甚至是不同研究问题的特点进行具体评价,不能“一刀切”。外语使用能力等同于教学科研能力吗?对于一个研究古汉语的学者来说,要求人家那么高的外语能力做什么?更需要质疑的是,为什么评副教授非要要求一年的国外求学经历,出过国就一定具有国际视野吗?现实中,没出过国也具备国际学术视野的大有人在。
 
所谓学术评审,应该是由“学术共同体”来判断相关学术成果的创新性与贡献大小;所谓教学评审,应该关注老师课堂上的表现,比如,组织课堂的能力、提供参考文献的能力、组织学生讨论课的能力、指导学生做学术研究的能力等。
 
记者:如此说来,现在的大学职称评审还能评出好老师吗?
 
熊丙奇:当然不能。在行政化评审的影响下,高校师资会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后果。能走红吃香的,往往是那些能适应这种规则并善于运用这种规则的人,至于那些老老实实做学术的人反而会被逐渐边缘化。评审评不出好老师,也就意味着学生遇不到好老师,最后的结果就是,教学质量的下降与学术风气的败坏。
 
大学教师应该有些风骨,不能在利益和权力面前轻易丢盔弃甲
 
记者:要让大学职称评审去行政化,现在恐怕不容易做到吧?
 
熊丙奇:的确如此。想要改革这种评审机制,首先触及的是当前教育行政管理者的利益,他们不会轻易答应;那些在现行评审体制下如鱼得水的教授,很大程度上也会反对改革现有职称评审制度;另外,部分高校教师可能已经上了现有评审机制这条船,正在为符合行政化的评价标准而努力准备,如果突然要改革,肯定会影响他们已经付出的努力。尽管如此,我们到了不得不改的时候,否则大学这条大船迟早要撞上冰山。
 
记者:从哪里改起呢?
 
熊丙奇:不能单就职称评审来谈职称评审,而是应把它放在整个大学改革的大背景下来看。《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明确提出,要建立完善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其主要内容就是去行政化,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所以,改革大学职称评审制度必须以建立现代大学制度为前提,否则即便单独进行改革,可能收效甚微。
 
由于改革必然影响现行教育体制下行政管理者和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所以无论进行大学职称评审改革还是建立现代大学制度,都需要“顶层设计”,即改革的设计和主导权不能只放在教育行政管理者手中,而是应放在更高的层次。至少我认为,国家的教育改革方案应由全国人大设计和主导,地方的教育改革由地方人大设计和主导。
 
在大学内部,一定要成立教授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而且应给予这些自治委员会足够的运作空间和权力。当然,运作空间和权力不可能轻易获得,毕竟要经历一个博弈的过程,这就需要大学老师积极努力去争取。
 
现在社会上都很推崇民国时期的一些著名教授,而在这些教授身上,大家最推崇的莫过于他们的风骨。我们现在的大学教师也应该有些风骨,不能在利益和权力面前轻易丢盔弃甲。此次湖南的职称评审腐败案,如果不是有人坚持曝光,这类现象还可能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除了有合理的教师职称评审制度,我们更要为大学教师提供足够自由的研究空间,真正实行学术自治。对于大学老师而言,他们的学术研究应该是兴趣驱动,而非任务驱动。在这种自由的学术研究氛围中,可能会出现个别没有成果的“懒汉”,也可能最后产出的“学术成果”数量没有以前多。但是在这种氛围下,出现的学术精品肯定会比现在多,对学术以及社会发展的贡献肯定也会比现在大,教育和学术的声誉也会逐步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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