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学者人格相关的是大学行政化的第三个特征，也就是行政管理者手中掌控着大量的机会和资源，迫使学者对行政“恩赐”产生严重依附。这也是中国大学行政之所以“牛”的根源。近年来，中国政府为了争创“世界一流”，对极少数高校大量投入，而支配这些资源的自由裁量掌握在教育部门和大学行政等机构手中。学者要想“分一杯羹”，就必须和领导搞好关系。大学行政领导不仅自己掌握巨大的学术资源，而且俨然是学界领袖和榜样，桃李满天、前呼后拥、呼风唤雨，污染了整个中国学术界的空气。且不说行政和学术是性质不同、不能兼容的两回事，即便行政领导当时因为“学而优则仕”任职，他的学术标杆地位也只是按当时水准的评判结果，必然会为后来者所超越。但是在高度行政化的学术环境下，这些人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因为他们已然成为学术的评判者甚至评价标准本身；犹如在商业上赚得“第一桶金”之后，“雪球”越滚越大，后人难以超越，尽管进入官场实际上意味着学术生涯的终止。

    学术地位的行政垄断向每一个人释放出十分清晰的信息：与其踏踏实实坐学术的“冷板凳”，不如不务正业、广为交际、巴结权势，这样课题、经费、评奖、职称……都来了，自己也很快就能获得同行的“承认”。在一个缺乏自由平等竞争的环境里，学者的追求和动机遭到行政化的彻底扭曲，自然很难产生有价值的抱负或思想。难怪政府虽然投入了大量资金，却没看见什么重要思想是因为哪个“重大攻关项目”而产生的。一旦学术丧失生命，就和一个人失去生命一样，钱是买不回来的，更多的投入只能产生更多的垃圾论文。

    其实到头来，我们每个人都是大学行政化的受害者；不要以为自己得到一官半职就占了便宜，成了“既得利益”的一部分。在现有行政化模式下，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在大学做官根本是一个错误，因为个人定位基本错了：大学不是一个官场，根本不需要你去“管”；管多了不仅害你自己，也害了别人。既然在以学术为业的清水衙门，就一心一意做一个学者，首先把自己的本行做好，否则不止是误人子弟，也耽误了自己。如果只是把大学作为升官进爵的一块跳板，一生官运亨通却在学术上碌碌无为，在属于自己的领地里没有真正的建树，那只能说是人生的失败，无论一度如何荣耀都改变不了学界“混混”的本质。事实上，在言论颇为自由、信息相当充分的今日中国社会，学术“权威”纵然倚靠行政资源而在体制内叱咤一时，也依旧得不到真正的业界尊重。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我只是奉劝青年学者认清自己的长远利益，不要为时下的功名利禄所惑。正如霍姆斯所说，统治当今世界的是手无寸铁的康德，而不是黄袍加身的拿破仑；其实拿破仑也还是有传世之作的，法国民法典就是其“开明专制”的成果。不可一世的世界霸主尚且不过如此，中国官场那点蝇头小利又能算什么？更何况做官是多数学者的“弱项”，不仅痛苦，也未必擅长。我一直认为，多数社会科学研究是不需要太多经费或其它“支持”的，关键在于自己的潜心积淀；而即便在一个充满不公的国家，真正有价值的学术成就还是会受到社会的公正承认。与其漂浮在自己不甚适应的文山会海、觥筹交错的嘈杂喧闹中，不如用自己的专长静心做一两件真正值得骄傲一生的事情。

    要从制度上解决中国的大学行政化不容易，因为行政化的一个主要存在理由是分配政府下拨给大学的各种资源。只要政府仍然掌握着各种“工程”、“项目”、“课题”、奖项及其所附带的大量经费，只要这些指标仍然决定着教师晋升和大学排位，那么多数学者难免不能自持，必然把大量时间精力浪费在各类无意义的“填表”和权谋上。不可否认的是，部分由于教育部门追求的“政绩”工程耗费了本来可以用来改善大学待遇的正常投入，中国多数教师的工资收入尚不足以维持体面的生存，在各种诱饵面前不能心无旁骛地教书治学。要根治大学行政化，首先要改变大而无当的“政绩”思维，实现公立大学财政投入的常规化；政府投入应全部用于教师工资和学校的软硬件开支，哪怕是用于集资建房也比花在各种“折腾”上强。

    即便政府作风不改，有作为的大学领导也可以充分争取日益多元化的社会资源，至少让自己的教员安居乐业、衣食无忧，不为行政赐予的“五斗米折腰”。国外大学校长的任务当然不是管人，而是拉赞助。哪怕你是学界泰斗，但是没能力拉钱，那要这个校长有什么用？哪天中国大学校长的职能定位和社会对他们的期望也从行政转向经济，变得世俗一点、实在一点，中国大学才有希望。一句话，支撑大学精神的台柱不是校长或院长，而是平常学者；一个无论在经济上和思想上都不能自立的人格，是不足以担当这一使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