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中国的“高大全”语境下，官和学似乎永远成正比；官越大，学问也必然越深，不然为什么让你做了领导呢？于是乎，中国的学术“大腕”几乎人人为官，不是校长也至少是院长，不是院长也至少是某某研究所的所长，或挂个教育部某个委员会委员、学校或院系某个委员会主席，仿佛不这样就亏待甚至羞辱了这位“学术明星”，他自己也会感觉混得“很失败”。事实上，一旦做了管实务的领导，就必然意味着学术事业的荒废。尤其在国内行政管理事无巨细的情况下，成天泡在“文山会海”，几乎不可能把学问做好；对于他们来说，学问已成“副业”，“管理”、开会、应酬成了主业。吊诡的是，不少领导明知这一点，却故作神秘地为自己学业不精找理由，坚持自己是为大学管理“牺牲”了学术乃至“奉献”了青春。对此，我只能说这种“牺牲”或“奉献”是完全不必要的，因为一个大学根本不需要耗费那么多人的聪明才智去“管”。

    事实上，如果大学行政真的把自己定位于“管理者”，无论大事小事，只要“管起来”就是好事，那么这样的大学或院系只能越管越糟。一个简单常识：以学术上非一流的行政领导去“管”别人，能管出个学术“一流”来吗？然而，大学行政化的第二个特点恰恰是大学管理者相当强烈的“管理主义”意识，对自己的“管理职责”很当回事，对于行使自己的管理权很有点“快感”，而对冒犯自己权威的行为则绝不宽容，而且动辄以“制度”、“规章”、“组织”的名目出现——依法治校或依法治院，总是天经地义、顺理成章的吧？但是行政法上有一个基本概念叫“滥用权力”，正是指这类表面形式合法、实质目的违法的情形；程序上什么都对，放到台面上的理由也冠冕堂皇，但是内在用心是“阴暗”的。一旦“管理”不分目的、不讲效果，为管而“管”，那就构成了管理权的滥用。何况不少规定根本没有经过教员的讨论和投票，其正当性、合理性和必要性本身都是问题，强行实施这些规定只能是利用合法形式实施违法目的而已。

    大学强化“管理”的一个例子是开会。开会传统当然缘起于轰轰烈烈的“政治学习”，目前虽不如原来那么定规，却延续至今，每一所大学的院系都不例外，甚至所有人都对此习以为常，以至好像不开会反而不正常。我很诧异地看到，即便“国内一流”也不能免俗，不仅要求教师开会签到，还宣布教师有义务每场必到，没有请假甚至可能扣工资。恕我直言，这简直是以管理幼儿园的方式在管理大学。当然，如果开会是集体讨论规程制度，也未尝不可；国外大学教授也经常开会，但是他们的会议几乎从来是小规模会议，会前认真准备讨论议程和问题，会上每个成员都有机会发表意见。一年也有个把次全院大会，但那些纯粹是自愿参加的庆祝或娱乐活动，院长、教授和行政人员在一起谈笑风生，看不出任何等级差别。反观国内大学，除了一年一度的春节联欢之外，集体大会是什么样子呢？表面是领导向群众“汇报工作”，实际上无非是学校领导传达上级指示、学院领导传达校领导指示，总之是领导在上面讲话，一群“不明真相的群众”在下面学习领会，该拍手的时候拍手，该举手的时候举手。问题是我们的“国内一流”还要冲刺“国际一流”，试问这种状态能建成“国际一流”大学吗？在国际上，不要说一流大学，哪怕三流大学也没有像我们这样开会的。即便要传达某些和学科相关的重要信息，在互联网时代也完全可以通过群发电子邮件，何必如此不珍惜别人和自己的时间呢？

    集体大会不只是没有必要地浪费时间，而且是凸显行政特权、制约乃至羞辱学者人格的一个标志，让人很自然联想起“文革”时代的群众运动和“阶级斗争”场景。这种大会根本不可能在广泛参与的基础上讨论任何实质问题，必然蜕变为领导指示乃至教训群众的动员会。回国后十余年，我参与的大会次数很有限，但几乎每一次看到的场景都是领导在台上慷慨激昂，教师在台下被动接受，即便有不同意见也不敢随便公开表达，哪有一点民主参与的影子？这类大会体现并强化了国内学者的低人格状态，而处于这种状态的学者是不可能做好学术的，倒未必因为如今包括社会科学在内的一般学术研究需要多么大的道德勇气，而在于多数学者在这种气氛中潜移默化形成了唯唯诺诺、低三下四的品性，不敢也不知如何独立、自由、无畏、心无旁骛地探索学术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