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大概是《中国新闻周刊》接触到对于这个问题最为悲观的专家。他认为在现有的框架下，章程根本不能解决高校被行政权控制的问题，以核心的人事权为例，虽然《办法》明确“章程应规定，学校负责人的产生与任命机制”。

 

但是教育部又解释说对于校长和书记的任命将另有规范，在中层干部选拔程序方面，连孙霄兵也曾经坦承：虽然高校章程是否写入要看各个学校的意见，但是他“个人估计在章程中予以明确的会比较少”。

 

熊丙奇说，在行政化的操作之下，大学里出现了很多概念，可能会让大学的处境比没有这些概念之前更加困难，“我们可以说，现在已经有学术委员会，有理事会，以前我可能是行政发文，但是现在是通过大学理事会的决策，这样不过是在一个正确的名义之下实质上体现行政意志。”

 

马怀德不同意这个观点，“有一定比没有好”，他说，作为权利意识很强的法学专业人员，现在法大已经有老师被调离岗位或者被处理，就会要求学校必须按照章程的要求走完所有程序，不能校长或者院长一句话说了算；再比如以前各个院系进人，都是院长和教研室所决定，但是现在有了教授委员会，就必须得教授委员会讨论通过。

 

“要让章程发挥作用，关键是得让大家都知道这个东西，所有法律都是用出来的，”马怀德说。

 

 

截至目前，26所试点高校尚未公布一个明确的章程出台时间表。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据他了解，其实各高校的进展都不是太理想，因为“在一个大环境其实没有太大改变的情况下，不管哪个部门和学校都会处于左右为难的状态，其实每一个人都是被动的，冰块的融化还缺乏真正的契机，这是哪个校长都解决不了的问题，所以大家其实都还在观望，都想看看别人走到了哪一步”。

 

也有熟悉北京大学情况的人告诉记者，其实北大章程的文本前年就已经大致形成，但是当年公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所以“北大就缩回来了，暂时没有公布，想看看跟大方向是不是都契合”。

 

复旦大学的章程制定过程相对公开高调，自称为“一个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的校长杨玉良曾经担任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司长，他自己总结的十六字治校方针是“学术为魂，育人为本，依法治校，民主决策”，后面八个字尤其依赖于章程的制定。

 

但是一位不愿透露名字的复旦大学发展规划处老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现在该校其实还没有一个成形的文本，因为“从复旦的风格来说，我们希望的是首先有一系列真正的制度改革，然后从这些改革成果中判定哪些可以写入章程。也就是说，制定章程的过程也得是章程精神的体现，否则写一个空洞的文本没有意义。校长也一直跟我们说，不要着急，慢慢来”。

 

去年7月，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换届，对学术委员会的章程进行了修订，实际上所有校领导都已经退出了学术委员会，实现了他们之前公布的将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进行有效隔离的设想，“这样的成果，以后就有可能就以制度的方式固定在章程里”。

 

国外高校的章程大都同时解决政府和高校的关系和高校内部的关系两个层面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这一轮高校的“立宪运动”被这么多人在去行政化方面寄予厚望的原因，但是这位老师坦言，复旦的章程制定并没有奢望达到前一个目标，“这是任何一所高校都解决不了的问题。政府和大学的关系应当是什么样的模式，各个国家都不一样，有些是强控制，有些是弱控制，目前我们还是强控制的阶段，这是一种现实，大学很难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去跟政府部门进行单独谈判”。

 

他举例说，《高等教育法》规定中国高校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党委是最高决策机构，“那我们所有的改革，都只能在这个大前提的基础上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