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底和今年初，教育部首次在东北师范大学和西南财经大学公开选拔直属高校校长。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要从高校顶层拉开“十二五”期间高校深化改革的序幕，其引发教育界内外的关注也自在情理之中。加之去年湖南大学校长赵跃宇上任后所做的“两不承诺”（不申报课题，不带研究生），更将有关大学校长的工作重心、领导职责和评价体系的讨论推向高潮。

 

对于校长的定位，来自高校与教育界的一些主流的声音大致有三个观点：即大学校长不必是一流学者、大学校长应该是教育家，和大学校长应该致力于治校，进而达到职业化的程度。这三个观点实际上涉及到三个问题：大学校长是如何产生的，即什么样的人可以当校长？校长是否是教育家？以及应该如何评价校长，或者说校长能否职业化？从中不难看出，这三方面的问题其实都与“学问”二字有关。

 

针对上述观点以及涉及到的相关问题，笔者认为有值得进一步探讨的必要。为此特提出三个问题。

 

第一，在高校中，一位学问不突出的学者有无可能、有无资格当选大学校长？在众多关于何人有资格担任大学校长的讨论中，不少来自高校的学者认为，对于校长，不能要求其在学术上有多大贡献，只要从事过学术并懂得学术规律即可；更有学者断言，必须由二流学者当校长，因为一流学者成为校长后更容易刚愎自用。类似的言论和观点并不罕见。

 

问题是，环顾中外高校的校长，在其正式履职之前，学问不突出者又有几个呢？至少在高等教育最先进的美国，顶尖高校中是找不到这样的例子的。在此可以略举几例：2007年当选为哈佛大学校长的福斯特是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早在其1994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工作时，就当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耶鲁大学校长列文是著名的经济学家、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宾夕法尼亚大学校长古特曼是著名政治科学家与哲学家、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这样的例子还能举出很多。

 

再回到中国的情形，其实大同小异。无论是由上级任命还是尝试公选，大学校长的候选人中，学问不突出者几乎没有当选的可能。这并不奇怪。在大学，学问二流的学者靠什么去赢得人们的信任，从而当选为领导者呢？

 

笔者认为，大学校长应该是一流学者，而顶尖大学的校长则必须是一流学者。绝不能因为国内个别学术一流的校长的刚愎自用，就得出“一流学者不宜当校长”的结论。在高等教育改革的道路上，这一点不应该再有疑问。

 

第二，在高校中，是应该先成为教育家再当校长，还是应该当选校长后才成为教育家？最近几年，人们持续热议的观点包括大学应该由教育家来办、校长应该成为教育家，唯此大学才能办好等。笔者当然清楚诸如“家”这样的词汇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特有的含义，即只有极少数在教育事业上作出极为杰出贡献者才能成为教育“家”。而绝大多数人则只能被称为教育“工作者”。但如果换一个思路，或许会使我们得出不同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