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管理从“心”开始
2012-01-30 来源:光明日报
关键词:大学管理
钱学森之问已众所周知,但是大学为什么还是培养不出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杰出人才为什么老是“冒”不出呢?这对不少人来说是个谜,其中包括各级教育管理与决策者。
怎样的模式有利于杰出人才的培养?我认为钱学森之问与孟二冬精神恰好可以形成一对问答,孟二冬精神即“独立思考、自由探索、追求真知、淡泊名利、甘于寂寞、潜心治学”的精神,这是回答钱学森之问的一个思考方向。然而,现在的问题恰恰是,我们的大学管理制度不利于普通教师践行这种精神,或者说不激励大学学人以这样的方式去生活。
大学管理的行政模式是条歧路
大学不注重学术价值,而重视经济、政治价值,这使大学偏离了本原,走入了误区。
中国现代大学诞生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我们先学习日本的先进经验,再学习欧洲的办学理念,后来以美国为主要的学习对象。中国大学在1917年之后,逐渐融入了世界大学发展的主流,从1917至1925年、1928至1937年、1937至1946年,中国大学发展先后出现几个小高峰,杰出代表是蔡元培任校长时期的北京大学、郭秉文任校长时期的东南大学、梅贻琦任校长时期的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
自1949年以来,中国高校管理以“前苏联”为模仿对象,引进行政管理模式,逐渐脱离了世界大学发展的主流。这一源头应回溯到孙中山效仿“前苏联”模式,建立了广东大学,后来改名为中山大学,并形成了“党化教育”模式,受到了胡适、陶行知等人的批评。1928年国民政府开始反对“党化教育”,转而提倡“三民主义”教育模式。但这一大学与行政紧密结合的模式,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得到了广泛推广。
1952年,中国进行了高等院校院系调整,逐渐形成了偏重理工学科、轻视人文学科,偏重大学的经济和政治工具功能,轻视大学的人文功能的局面。
二十世纪80年代是一个比较活跃的年代。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出台,提出了中国大学的权力过度集中的问题。随后,很多学校进行了改革尝试,取得了一定成效。自1991年以来,大学的行政化没有减轻反而加重了,更多地将大学定位为官僚机构或工厂,这样的体制自然难以培养出学术大师。
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一些高校和高等教育管理部门找到了一种新的模式,即以工程、项目、课题的方式管理大学。这种管理方式表面上看很有效率,但实际上对大学构成了深层次的损伤。因为,这种模式使学人直接受到行政部门的干预,学人的自主性被系在一个个掌权、掌钱的外行人手里。
在2008年的时候,原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先生曾对我说:北京大学曾经与美国大学是同步的。1917年,蔡元培先生在北京大学改革的时候,北京大学的发展是和美国大学处在同一起跑线上的。西南联大也曾经步入世界大学前沿。但现在,内地大学和美国顶尖大学的差距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这个差距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我想主要在于:大学制度的行政化与大学内在价值的丢失。
大学不注重学术价值,而重视经济、政治价值,这使大学偏离了本原,走入了误区。
大学本应承载三重价值,即学人的精神家园,学业和职业的基础,成人和幸福的基石。
近年来,有些学生一入校,就探讨将来的职业和收入问题,只注重职业与就业功能。就业当然很重要,但如果只是关注这一方面,未能在内在精神上成为真正的大学人,未免太过片面和狭窄,也太浪费青春。大学太过行政化,会导致大学精神的缺失,而精神的缺失使大学不能很好地完成成人的功能。因此,大学的发展要遵从其自身的内在生成规律。
中国大学发展现状,从外部环境来看,有四种迹象严重影响着中国大学的发展:第一,高等教育顶端外移,越来越多的优秀高中生直接就读世界尖端大学本科、研究生。2009年有1万多名中学生选择不参加高考,直接出国。第二,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高校的规模不断扩大,但杰出教师并不多见。第三,创新能力难以提升。根据洛桑年度报告,中国科技创新能力在世界上处于中等水平。第四,评价方式单一,高校之间难以形成公平竞争。现在学生入学仅凭高考分数,很难做到教学适宜,应该在高校和学生之间建立双向选择关系。
从内部发展来看,大学存在着五大突出问题:第一,真伪难辨。真研究还是假研究?真学历还是假学历?类似问题层出不穷,大学公信力下降。第二,钱权横行。大学里,能拿到科研经费的人比踏踏实实做研究的人往往处于更好的位置,真正做教学和研究的人反而很难拿到经费。第三,虚实不分。有的教师认真教学、专心科研,有的教师头顶各种名誉招摇,哪种教师对大学的发展有实质贡献值得我们深思。第四,批判无力。有一次,我参加研究生开题会,一位老师给学生论文提出一些意见,学生就非常激动地认为,这位老师对他有意见。现在老师都不能批评学生,那么在老师之间还能互相批评吗?老师还能批评校领导吗?在这种的风气之下,学术研究怎么能进步?第五,闭门自慰。关起门来看自己的学校年年有进步,人才是学校发展的指标,在发展过程中缺乏横向和纵向比较。所以,我们要积极推动全国各地的学校做校史工作,这样会有利于各个学校以史为鉴,认清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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