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什么是一流大学？这个问题困扰了中国教育界多年。在国外培训期间，卡耐基梅隆大学的发展之路，引起了周绪红的关注，并对他启发很大。一个不大的学校依靠特色发展，在不长的时间里，就在计算机领域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他在思索兰大如何依靠特色发展。

 

周绪红认为兰大有两大优势，一是在基础研究方面，在数理化方面有传统优势。二是地域优势。他认为，虽然西部地区的自然环境、自然条件比较差，但兰大是中国西北地区唯一的一所教育部直属全国重点综合性大学，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将使西部区域性的问题上升为国家战略性问题。这也是兰大把劣势转变为优势的一个良好机会。兰大地处青藏、黄土两大高原，辽阔而神奇的西部有许多独特的研究领域。西部地区以黄土、沙漠、戈壁、高原、冰川为代表的地貌特征，以干旱、高寒、风沙等为特点的脆弱生态环境，以敦煌、古丝绸之路、多民族和谐共生发展为表征的丰厚历史文化积淀，以镍、锌等稀有金属和石油、风能、太阳能为代表的能源资源背景，这些都为兰大的科学研究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围绕青藏高原，开展青藏高原隆升与全球气候变化研究、青藏高原农牧业发展研究；围绕黄土高原，开展干旱半干旱气候研究、干旱农业生态研究、农牧交错带生态恢复与重建研究、荒漠、沙漠、沙尘暴机理治理研究，不仅能把地域特点变成了学科建设的特色，把区域劣势转化为科学研究的优势，使之成为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依托，最终形成了学校的核心竞争力，而且对西部大开发，对西部经济社会的发展意义重大。

 

周绪红找到了南志标教授，开着玩笑打了个比喻。“袁隆平搞稻子得了国家奖。李振声搞麦子得了国家奖。你们要是能让戈壁滩，让兰州周围的荒山长出绿草来，你们肯定要到北京得国家奖的。”从2006年开始，兰大开始支持草地农业的发展。事实证明，这个研究方向的选择十分正确，没过多久他们就获得了国家973计划的支持，很快就产生了很好的科研成果。南志标确如周校长所言，不仅到北京领取了国家奖，而且还在2009年被增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现在在草业领域，我国有两个院士，都在兰大；2011年还获准建设“草地农业生态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兰大在草业领域拥有了独特的优势。除此之外，干旱农业生态、生命科学、大气科学、植物学、敦煌学、西部少数民族学、与西部地区资源环境密切相关的自然地理学和地球科学纷纷被周绪红列入瞄准的重点研究领域。

 

他很有感触地说：“交叉学科和特色发展，对国外来讲，都是很好的办学理念。兰大近些年来给人以蒸蒸日上的感觉，最主要的是抓住了这样几点。一个学校有了特色，就有了生命力；一流的大学必定拥有一流的特色学科。”“我去麻省理工的时候发现，他们的本科生很早就接触科研，支持本科生参与教师的研究工作或独立设计研究工作，在入学后第二年就允许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进行至少有一个月的科研实践。”

 

 

而对于如何发挥兰大的数、理、化传统优势，周绪红也有了一套比较成熟的做法。兰大成立了隆基班和基地班，把成绩优秀的学生选拔出来，由一些著名的教授亲自来带，让这些学生在本科阶段就接触科学研究和名师。兰大近年来又成立了萃英学院，他希望把萃英学院办成像牛津、剑桥那样学院制的教学机构。他特意走访了台湾政治学院和香港中文大学，还派了几个学者到牛津、剑桥、耶鲁、哈佛，去学习学院制的做法。目的就是要培养拔尖创新人才。这一方面可以强化兰大数理化的传统优势，另一方面是为国家在基础研究方面储备高层次的人才。他认为一个国家在科学研究方面要站在世界前列，还要靠基础研究。

 

对国外高校的考察也使周绪红清楚地认识到，中国高校与美国高校之间的差距不仅表现在办学理念、办学条件和队伍建设等方面，在成果转化和服务社会方面，中美高校之间的差距也是相当大的。他认为美国在成果转化方面首先建立了良好的制度环境，构建了一套很完备的运行机制，制定了一些良好的政策。最初美国高校在成果转化方面也存在很大的问题，但贝多法案的出台，成为了美国高校技术成果转化的一个重要转折。贝多法案的核心是，国家投资大学产生的科研成果和专利归属大学，而不是归国家，以此来调动了大学技术成果转化的积极性。而大学将成果应用于社会，最终还是国家受益。其次，美国高校一般都设有技术转让办公室，其工作人员由科技专家、律师和工商管理人员组成，具备良好的科学素养和社会沟通能力，能为科技人员提供良好的服务。技术转让办公室负责知识产权的评估、保护和专利申请，为技术发明人寻找风险投资，指导创办企业，发布和转让技术成果，成为技术发明人与社会之间连接的重要桥梁。在这方面中国高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对于高校领导赴海外培训项目，周绪红认为还有很大的改进余地。他说：“目前的方式还是老师讲课，我们的校长作为学生去听课。这种方式对于大学校长了解国外的情况很有好处，但经过这么多年的学习，我们大学校长的见识和对国外高校的了解已经不仅仅是这样一种方式能够满足的，如果能够有一些可以直接参与管理的方式，可能成效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