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近日结束换届，43名新当选委员均由民主选举产生，委员会正、副主任由当选委员投票产生。最令人瞩目的是，现任校党政领导全体退出学术委员会。媒体报道时评价说：这是该校“去行政化迈出的一大步”。

 

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众多有识之士疾呼大学去行政化，希望从源头上激发大学师生崇尚创新、追求真知的热情。与此同时，一些大学也开始从细枝末节上展开去行政化的探索与尝试。校领导退出学术委员会就是其中一例。从这个意义上讲，复旦大学的做法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不过，由此推导出“去行政化迈出一大步”的结论，则未免太过于乐观了。

 

我们知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大学行政化之弊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和广泛的社会心理基础与体制制度根源。有学者指出，自近代大学创建起，“官办官管”就一直是我国大学管理的主流。在大学身为教育行政部门的下属单位、无法成为实际上独立的学术自治体的情况下，大学任何去行政化努力都可能偏离预设靶心。

 

更严峻的是，大学本身在长期的行政化运行中，已经固化了行政化的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从报道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身为我国最顶尖学府之一的复旦大学，虽然学术委员会长期存在，却“十年没开过两次会”；10年前制定的《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章程》中规定的许多条例从未履行过；规定每届任期4年却10年没有换过届，很多教授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学术委员会委员。即便是新换届的学术委员会，虽然强调了“运行的独立性”，但依然只拥有审议权，而行政层面则可以不同意其审议结果。

 

尤为令人感慨的是，与校长之间通畅自由地沟通本该是每一名教授应有的权利，但“约见校行政领导”却成了学术委员会可以拥有的“权力”之一。

 

顶尖的复旦大学尚且如此，更多二流、三流大学的行政化土壤是多么的根深蒂固也可以想象了。

 

其实，校领导“全体退出”学术委员会，不过表明大学管理者有着去行政化的良好愿望，并通过这样一种形式作出了某种姿态。学术委员会能否真正成为教授治校的牢固平台，则取决于能否跟进一系列实质性制度的设计与落实。

 

因此，校领导“全体退出”只是治标之举，面对大学的沉疴之身，既非疗效显著之良药，也非功用独特的偏方。大学的去行政化之路依然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