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从纵向的历史发展来看，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我国高校科技工作已经由国家科技工作的一支重要力量，逐渐发展成为基础研究的主力军、应用研究的重要方面军以及高新技术产业化的生力军；从横向的国际比较来看，《201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报告》指出，“过去10年中，中国的研究与发展（研发）支出增加了6倍，科学论文的出版量增加了1倍，中国培养的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博士毕业生多于美国以外的任何一个国家”，“尽管上述一系列数字令人印象深刻，但要想与发达国家平起平坐，中国仍然还面临着很长的道路。”作为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主任，您如何看待和评价我国高校的科技工作？

 

李志民：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国家开始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国家在科技工作方面的一次标志性会议是中共中央1956年1月召开的全国知识分子工作会议。同年，国家科学规划委员会（简称“科委”）成立。科委组织制定了我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确定了我国以中国科学院为主的科研工作体制。这一体制主要是向当时苏联学习的结果，导致了国家的重大科研项目都以中科院为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直到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大学基本上都没有承担国家重大科研任务。当时，高校教师结合自己的教学和个人的兴趣爱好开展了一些科研，写了一些论文；但是从国家体制上来看，大学没有承担科研的任务，特别是从财政体制上说，国家的科研经费并没有划拨给大学。

    20世纪80年代初，社会上围绕高校科研话题开展了一场大讨论，主要话题包括：高等学校能不能做科研？高等学校要不要做科研？做科研是不是不务正业？这些话题今天听起来可能是笑话，但在当时却是社会的一场大讨论。这场大讨论的结果是明确了高等学校既是教学的中心，也是科研的中心。“两个中心论”的提出，才使高等学校名正言顺地开始做起科研来。从1982年开始，教育部才在国家财政预算中有了科研经费户头，大学开始有了科研任务，后来大学科研人员能够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高等学校博士学科授予点的教师也有了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这两个标志性的基金对高等学校的科研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真正引导着大学去开展基础性研究和应用基础性研究。

    短短30年来，高校的科研工作从最初的个人爱好兴趣，到今天已经发展成为国家科研中的一支重要力量。这也是伴随着我们国家改革开放和经济转轨，国家逐渐重视大学科研、不断提高科研基础设施和仪器设备配置、加大科研投入的结果。目前，虽然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还在，但是高校科研经过30年的积累，几乎在国家科研所有可衡量的指标上，都占到了超过50%的比例。这具体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论文发表量。大学发表的论文数量大概占到了我国全部论文数量的70%以上；从大学产生的国际高水平论文更是占到全国的80%以上。第二，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面上项目，高校承担的项目大概占到80%，重点项目占到约67%；高校教师获得杰出青年基金的比例超过60%。第三，科研设备。比如实验室，我国共有10个国家实验室，其中6个半设在大学，另外半个与中科院合建。第四，科技成果。从1956年设立国家自然科学奖算起到2010年差不多50年中，国家自然科学奖，我们高等学校参与完成的获奖项目占了1/2；国家发明奖，高等学校占了1/3；国家科技进步奖，高等学校占了1/4。近10年来，国家自然科学奖，高等学校所占的比例超过1/2，现在大约是2/3；国家发明奖，高等学校占到2/3；国家科技进步奖，高校占到1/2以上。也就是说，高等学校获得三大奖的比例从原来的1/4、1/3、1/2到现在所有三大奖都超过1/2，这是很大的进步。第五，高层次人员。比如说全国两院院士，高等学校占了42%的比例；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长江学者、千人计划等，我们高校所占的比例都很大。

    我们知道，科研有一个积累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高校刚开始做科研时，并没有产出那么多的成果，也没有那么多高水平的人员；经过长期的积累，特别是过去10年来，我们可以明显看出高等学校科研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我们国家科研所走的道路，其实与发达国家所走过的道路是一样的，大学是逐渐发展成为国家科研的主导力量的。当前，我们国家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科研水平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但是我们国家继续按照科教兴国战略发展下去，遵循现在改革开放的方向，我想今后大学成为国家科研的主导力量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