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化一直被认为是大学发展的重要障碍，遭受了社会各界的批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到要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等问题。

 

西交利物浦大学是由西安交通大学和英国利物浦大学合作创立的新型国际大学，借鉴中英两国优秀教育传统，在高等教育改革和新型大学及育人模式方面进行了有效探索。

 

怎样去行政化，大学才能实现自主办学、教授治校、学生自治？为此，记者专访西交利物浦大学执行校长席酉民。

 

 

记者：现在社会各界对大学行政化批评很多，认为行政化阻碍了大学的发展，您认为高校行政化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席酉民：目前高校普遍显得浮躁，似乎更关注一些显性指标，如SCI，重点学科数、博士点数等。校领导和大教授们的精力主要用在了资源的获取过程中，而没有集中在利用资源进行高质量的教学和研究上。究其根源，与国家到教育部、到学校、再到教师的资源配置过程相关。目前资源配置过分依赖各类项目和工程，如“211”、“985”等，且有一定行政色彩。

 

我们不能笼统地批评项目制资源配置。项目制的缺点就是有可能会违背科学研究的规律。大学更多的研究是兴趣导向的，项目制资源配置可能会扭曲兴趣驱动的研究，诱导大家跟着项目跑，从而影响兴趣导向，进而影响突破性的基础研究成果的涌现。

 

另外，当前项目制常因申请程序复杂，学校为了获得支持不乏临时组合和拼凑等现象，加上有时行政部门的服务工作不到位，导致科学家、教授把大量的精力、时间和资源用在了申请项目上，甚至是跑项目上，难以静心于科研、教学。

 

由于缺乏比较科学透明的资源配置体系，过分倚重项目或工程，诱导各级发明项目，有人戏称“搞名堂工程”，一旦上级通过某工程或项目获得资源，就启动了新一轮争取项目的运动。教授们的心思、能量和时间不断地消耗于这种迎合上级或项目和争取资源的运动中。

 

在学校层面，如何将“××”工程分得的资源配置到学院和教授也是非常复杂的运动过程。不少学校的老师都抱怨，每个工程或项目基本上都是由几个校长、副校长、大教授或者院士分走了，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未恰当分离和互动，致使不少人认为进入权力层很重要，不仅可以方便获得资源，而且结题更容易。这才导致高校无处不在的行政化现象，校长行政级别、教授争抢行政职位、行政权力介入或干预学术判断等。

 

如果说中国的教育体系包括中长期教育规划的实施要真正解决行政化导向的问题，我认为有两个最根本的问题需要解决，一是资源配置体系，二是学校的办学自主权。

 

 

记者：该怎样优化大学的资源配置体系呢？

 

席酉民：优化大学资源配置体系要先把大学进行分类，例如可以将现有大学分为三类：做职业教育的大学；教学型大学；极少数的研究型大学。不同类的大学教学组织方式和研究方式不一样，资源的配置方式也不一样。

 

研究型大学是要国家养的，因为要让一批人静心研究。职业教育以政府投入为主，让中国的成人能够廉价地进入到职业教育体系去。教学型大学可以开放一部分，让市场资金进来。

 

然后再把政府应该管的资金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按照学校类型、规模、层级规范配置，用来保证充足的教学科研资金，让教授们静心搞好教育和科研，不用他们成天去跑项目，另一部分按照问题导向，围绕国家攻关、重大产业问题布置，可通过项目制进行招标和竞争。对于基础性研究，可通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按照学术规律和学术的游戏规则去做。应用导向型研究可直接与产业、市场对接。

 

例如，在崇尚高度自由市场经济的美国，尽管终身教授是市场经济少有的铁饭碗，但为保证一批科学家能够自由地、没有约束地、没有生存顾虑地去从事科学研究，还依然保留着终身教授制度。这似乎与科学研究领域的独特性有关，终身制虽然可能出现少数教授因无后顾之忧而动力不足，但科学家更重视声誉和同行认同，如果他长期没有发表文章，没有新探索、新观点出来，他在这个圈子是待不下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