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他们，中科院生物物理所党委书记杨星科有这样一种感觉：就现阶段中国而言，绝大部分科研人员，还是为了工资和饭碗而必须有一份工作，以期解决家庭的基本生活问题，或者使物质生活更美好。即便是海归，例外的也不多。近年来，中国实施“百人计划”等引进大批人员，提高了整体科研水平，但其中相当一部分人仍以生存为第一目的。

 

杨星科说：“因为与他们讨论回国问题时，必先谈条件。这些条件不仅仅是科研条件，还有太太的工作问题、孩子上学的安排等等。很少有人提出，只须保证科研平台的建设。”

 

“很多博士生被问及为何考研时，有80%的学生回答‘为了找工作’，而非为了科学。很少有学生是因为对科学事业的追求而选择读博士。”杨星科补充说。

 

“反观西方，科学家从事科学活动，第一目的并不是生存。”

 

杨星科反问：开展科学活动，若没有科学价值观，而是以生存为第一目的，其创造性如何发挥？他认为，在科研队伍中，如果超过1/3的人都在为生存而做科研，动力显然不足。

 

对此，中科院基因组所党委书记、常务副所长杨卫平发表文章指出，对功利的追求在多数情况下会削弱对真理的热爱；对功利的追求会诱惑我们减少必要的认知成本，进而损害理性实证的复杂过程；对功利的追求，可能使我们放下必要的批判武器而屈从于权威和权贵。

 

 

“科学、民主、爱国、奉献”是中科院自动化所的主题词；“志存高远，励精图治，开拓进取，务实创新”是中科院生态环境中心的要求；“国家的声学所，国际的科学家”是中科院声学所的奋斗目标；“敬业、团结、求实、创新”是中科院过程研究所勉励同仁的口号……

 

如今，不论走进哪一家中国科研机构，都能看到很好的科学理念树立在门前或大厅最醒目的地方。这让人们首先产生一种感觉：这里有一批虔诚的科学寻梦人。

 

若深入这些机构，负责人可能会告诉你，他们压力很大。

 

对于新引进的人才，并非每一位研究员年年都能出新成果。“每到年底，我们会召集业务骨干，讨论如何写年终总结，如何描述团队的‘创新成就’。这些内容，只是为了应对上面的考核和检查，与研究内容并不完全一致。因为每个小组的进展肯定不一样，有的需要很多年才能有一些进展，有的可能需要几代人的积累，才可能出现好的结果。但考核每年都有，研究所要帮助研究小组过考核关，找出几条让人听起来感觉不错的内容。自然，这些内容也会纳入研究所向上级汇报的内容。”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研究所所长说。

 

考量研究所的指标有哪些？除了人们熟悉的论文数量及其影响因子外，还有专利、合作研究项目、争取的科研经费等等，而且经费分为系统内和系统外，得分并不一样，但都在计算之列。最后，总分共计，体现其研究机构的科研能力和水平。

 

这位领导说：“我们并不愿意这样做，但上级管理部门就这样考核我们，我们也没有办法。”

 

他还介绍，有很聪明的课题负责人，在申请项目时就会讨论，预报好一年或几年后基本应对未来考核的指标或者所谓的“创新成就”。他们的事先预计，有的结果还真不会有太大偏差。

 

“在我们所，有的课题组如果争取到足够项目和经费，研究员会瞄准重大科学问题，让学生一点点探究，同时会部署一些短期内就能写出文章的课题。此外，若有机会和能力，还会部署一些很快能在市场上见到经济效益的课题。这样，既能在预定时间内向有关部门交账，也能在未来某个节点上获得突破，同时不耽误自己在经济上更上一层楼。因此，有研究者在承担国家科研任务的同时，也能建立起高科技公司。当然，一切会遵循法律法规。”他补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