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教授、全国政协委员邢新会经常应邀担任科研基金项目的评委。有时，邢新会刚刚得知自己是某个项目的评审专家的当天，各种各样的“沟通电话”就随之而来。甚至，他还没有接到正式通知，有的项目申请人就给他打来了电话。更有甚者，如果到外地参加项目评审，各种名目的公关更是让人应接不暇。参评人拿着材料，恭恭敬敬地请他“指教”，带来的材料里经常夹着一定的“东西”。

　　“这是对我人格的侮辱！”邢新会不止一次对中国青年报记者强调。

　　他不堪其扰。每当碰到这种情况，他不敢接电话。半夜12点之前，更是不敢回宾馆。公关的人常守在宾馆门口。

　　如果遇到的是与企业相关的项目，这种“公关”会变本加厉。邢新会说，以前企业为了拿项目，仅仅是公关主管领导，现在则开始“进攻”专家了。公关手段无所不用，甚至能千方百计打听到评委的家庭住址。

　　“只要是有评审性质的项目，公关都很厉害。”邢新会说。正因为如此，他一般不愿意去做评委。

　　“公关”的不只是科研项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协委员说，每到评选博士点的时候，不少学校都要组织班子，举行公关活动。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拜访那些“疑似”的评审专家。因为评审专家名单是保密的，为了搞到这份名单，不少学校都要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管理部门是从专家库里随机抽取名单，关键是能把专家库的信息弄到，这很有参考价值。”这位委员说。学校为此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比如，有个大学副校长，在外面专跑此事。为了拿下一个博士点，学校给的经费是100万元。

　　南京大学教授高抒委员就当过“疑似”评审专家。但因为是随机抽取的名单，他真正参加评审的次数并不多。每年一到评审季节，有很多人来送钱、送物。这让他感觉很棘手：对方把钱放在信封里送过来，不收也不行，否则人家会认为这个专家太僵硬，不懂人情。

　　开始，他会把钱寄回去。可是一寄，这件事情就暴露了，对参加评审的单位损害很大。还有寄回去的钱，人家处理不了，因为这笔钱在账面上早就已经报销了。

　　至今，这件事都困扰着高抒。他又想了一个办法：把钱送给学校工会，过年过节时捐助贫困职工。但这仍不是妥当的办法。后来他又找了两个途径：捐给学校的发展基金和贫困大学生基金。

　　到现在，不会“搞关系”的高抒，仍然没有找到一个更合适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完全想凭着实力说话，不吃这套人情，在现今的评审中是要吃亏的。“现在不管是谁评，都要给每一个可能的评委打招呼。”邢新会委员说，否则就被认为是瞧不起对方。而国外科研机构的自律性表现在：就是即使知道你参加评审，也不会去找你，否则就是没有自信的表现。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饶毅就因为不懂这些人情，吃了“闷亏”。他曾在博客中讲述了自己的一次经历：他一共申请了3个科研项目，其中两个半以失败告终。其中一个评审组的间接反馈是：谁让饶毅不联系我们、不尊重我们？

　　邢新会委员说，正因如此，这几年清华、北大在一些项目的争取方面，会受到比较大的压制。“中国的事情，顶尖的团队不一定能得到关键的支持”。

　　“这是非常危险的信号。”他说，有些招标“猫儿腻”多得很，“科技界不能变成这种状态”。

　　各种项目评审没有办法取消，代表委员们就强烈建议取消由评审引发的种种评奖。

　　“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委员建议取消各种奖项评审的原因。”邢新会委员说，各部门各省乱七八糟的奖太多了，好多评奖都存在不正常操作。

　　解放军电子工程学院原院长邵国培委员说，国外的科技奖励主要是学科行业的专业奖，评奖也不是政府组织，而是专业学会组织，每种奖项每年或几年评一次，每次评一两个人，评委都是行内的大专家，奖项少而精。可是我们的科技评奖往往是在短短的几天内，把各行各业的专家组织在一起，对各学科门类的几十上百个项目进行评审，每个项目的介绍和答辩不超过10分钟，每个专家都不是全才，一天要审几十个项目，怎么能评得准、评得好呢？

　　“我们的科研项目鉴定也不规范，鉴定委员会是自己请，常常是只请朋友，不请对手，相互捧场，高抬贵手，很少看到不过关的鉴定会。”他说。

　　对此种种现象，邵国培委员说，广大科技工作者也看不惯，甚至很反感，但是对这种环境也无能为力。他建议，大幅减少科技奖励种类和数量，取消二等和三等奖，取消大部分政府奖和部门奖。

　　今年的政协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海军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尹卓交了一份提案：废止国家科技进步奖！

　　他说，不但要废止国家的，连省部级的也要取消，因为各级科技进步奖已经“太多、太滥”了。在我国面向科研成果设立的三大科技奖项中，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都是少而精，科技进步奖数量太多。

　　尹卓告诉记者，自己连续几年在科技界了解情况，很多人呼吁取消科技进步奖。一位科学家做基础研究，多年积累才有可能拿到自然科学奖或技术发明奖，而他的同龄人也许几年就拿出一个成果，获得科技进步奖。而人事部门将奖项与晋级挂钩，这些人就晋升得很快。

　　“这就形成了一个导向：谁都不要搞基础研究。”尹卓说，现在有一种“逼良为娼”的功利主义倾向，很多年轻人来了一两天就学“坏”了，满脑子都是干“快”活儿，甚至不惜造假。他说，这才是最危险的。

　　“如果评审都没有自律性，评审就没有意义了，都是游戏。”邢新会委员说。在他看来，最重要的一点，管理体制必须规范化，必须有好的制度建设，让所有的人都有安心工作的环境。“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科技发展会出现很多不正常的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