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近几年，学术不端行为非常普遍，比如有的学者伪造数据、涉嫌抄袭，你如何看待这些现象？

 

许智宏：现在学术界显得很功利，加上激烈的竞争，不少研究人员整天疲于奔命，申请经费，争取课题，写汇报，不少教授既当导师又当秘书，研究力量缺少一种合理的组织结构，研究工作成了生产论文的机器，也使学术研究的崇高目标偏离。有的校长嬉称，SCI论文变成大学的GDP了。对人的评价，对论文的奖励，层出不穷的种种评估，则对此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加上我们在一段时间内缺乏处理学术不端行为的制度设计，一些单位未能及时处理此类事件，也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

 

其实，这些年西方国家的一些名校也曝出诸如弄虚作假一类的事件，但问题出来以后，一般都立即启动调查，及时进行分析处理，杀一儆百。由于学术问题的复杂性，有的案例也有耗时几年的。

 

过去我们的大学缺少这种制度性的保障，现在大学都有这种制度了，关键是要严格执行，同时也要加强对教师和学生的学术道德规范方面的教育，特别是教师要教书育人，为人师表。

 

记者：你觉得这几年大学的校园文化有没有什么变化？有没有受到这种大环境的冲击？

 

许智宏：这是一个现实，目前的社会很多方面都出现了两极分化，学生的价值取向多元化。就我观察，北大不少学生积极向上、刻苦学习的劲头不比我们当学生时差。

 

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不少学生缺乏理想，或者太功利，或沉溺于虚拟世界之中，这其实也是一种对现实责任的逃避。

 

我对同学们说过，你们没时间看书、锻炼，但你们有时间半夜里起来“偷菜”、“种地”，希望大家在享受虚拟世界的同时，不要忘记现实世界更精彩。

 

 

记者：每年10月初是诺贝尔奖诞生的日子，那个时候不少媒体会质疑：诺贝尔奖获得者何时能在中国出现？记得在钱学森逝世一周年纪念日前后，“钱学森之问”再度引起人们热议，对于这些问题你如何看？

 

许智宏：大家都在讨论“钱学森之问”，每年诺贝尔奖揭晓的时候，媒体会有不少文章讨论中国何时能在本土产生诺贝尔奖得主，这种心情都可以理解。但要知道，诺贝尔奖不是钱堆出来的，正像一流的大学、一流的科研院所不是钱堆出来的一样——前一时期也有媒体称我说一流大学是钱堆出来的，一字之差，真是冤枉——它需要的学术环境恰恰为不少大学和科研院所忽视或重视不足。

 

我多次说过，我们现在大学的土壤不够肥沃，施用了太多的“化肥”和“农药”。教育者或领导的责任就在于要好好改良土壤，形成一种良好的学术环境，使老师能安心教学和从事研究，学生能刻苦学习，培养才能。

 

也就是说，学术界要重视软环境的建设，注重人文精神、科学精神的培育。很难预测第一个诺贝尔奖会在哪所大学或哪个研究所出现，但如果学术界不再如此追求短期的目标和成果，不再满足于出几篇SCI论文，真正能静下心来探求科学之时，诺贝尔奖在中国出现只是迟早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