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末岁首这段时间，备受关注的南方科大总算迈出了关键一步，春节招生工作正式启动。从媒体公开披露的信息来看反响不错，民意基本上还是持支持与肯定的态度。不过，也有不少人感到担忧。显然，南方科大今后的路走起来还难免遇到这样那样的磕绊。

 

眼下最紧迫的任务之一就是深圳人大应该尽快审议并通过《南方科技大学章程》。就在南方科大为此焦急等待之际，有消息说复旦大学也要制订自己的章程。

 

其实，两者的目的是一致的，那就是试图通过设立大学章程彻底摆脱行政的桎梏，从而恢复大学本来的面目。因为说到底，大学不是一级政府机构，更不是行政衙门。

 

近年来，大学备受诟病的主要症结就是日趋泛滥的行政化、官僚化。由于无孔不入的行政金钱权势的介入，学术人格在金钱与权贵的炫耀面前丧失了尊严，学术道德在名利与权威的张扬面前逐渐瓦解，学术功底在巨大的行政利诱面前不堪一击，学术操守在权学交易与学钱交易面前，底线被一再突破。

 

于是，人们开始反思，大学究竟该是什么样子？

 

很多人不由得想到了民国时期的大学，想到了蔡元培主政过的北京大学，想到了有国学研究院的清华大学，也想到了曾经辉煌一时的西南联大。

 

说起这些大学，她们共同的特征是按现代大学制度办学。她们都享有基本的自治权和学术自由，都不大受行政制约和干扰。这中间还流传许多轶闻趣事，比如，校长抵制部长的传闻更是被传为佳话。

 

正像冯友兰先生在联大纪念碑上所写的那样：“联大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这也正应和了陈寅恪先生的那句话：“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

 

笔者以为，大学是因为给国家培养了精英人才、输送了合格公民而赢得自身存在的社会价值，使得政府必须与其展开合作；而不是相反，大学因为接受了政府的投资就必须接受行政管制。大学之所以能够为国家培养精英人才、输送合格公民，那是因为大学是自治的，拥有高度自主的办学权。大学可以自行决定招生的标准与方法，有权授予相应的学位。南方科大当下争的就是这个。

 

大学要自治，是因为学术在本质上是自由的，公民精神在本质上是民主的。

 

美国教育家杜威早年在厦门大学演讲时就曾指出，大学学生的生活“非自自治地方着手不可”。大学生自治素养的形成，“并不是由教师和职员的督责，而是自己共同自治的。如果事事受人指挥，那就失去了自治的精神，将来怎么能够把能力扩展到社会呢？”

 

显然，由于当下我国高校严重行政化、官僚化，大学缺少自治也无法自治，所以培养出来的学生也没有自治素养，因此大学教育让社会失望。

 

柏拉图说：“国家不是石块或木料做成的，而是它们公民的品性做成的：公民的品性决定了事情的结果，并把任何事情都带动了。”

 

当下，人们时常抱怨，大众缺乏社会公德。其实，最该反省的是高等教育，有没有教会大学生应该具备起码的公民素养。

 

大学生自治、质疑与批判、科学与民主、自由与平等、公益与合作等诸多公民素养的形成，都来自大学学业和内容广泛的校园公民生活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学校园本身就是一个功能完备、设施齐全、结构合理的社会。所以才有教育家这样说，学校即社会，教育即生活。

 

欧美大学之所以是开放的、没有围墙的，就是视大学为社会中一个以学术交流、知识创造、科学文化传播为主的公民社区。走进欧美大学不像是走进象牙塔，而像是走进一个活生生的社会。上大学不是只念书，而是体验一种真实、自治的公民生活。

 

德国教育家雅斯贝尔斯在《大学的理念》一书中指出，大学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师生之间广泛的多层次的精神交往与学术交流，大学就是一个活脱脱的学术交往社区。《大学的理念》展现了这样一幅图景：“大学是研究和传授科学的殿堂，是教育新人成长的世界，是个体之间富有生命的交往，是学术勃发的世界。”各种学生社团和学术沙龙就是大学校园内最活跃的公民组织。师生则是大学这个公民社会里最活跃的主体。

 

在大学这个公民社会里，教师相对于管理者是主体，学生相对于教师是主体，院系相对于学校是主体。这种关系下的大学校园文化，必然呈现为学术场而不再是官场。行政部门则依附教学，为教学提供服务与保障。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谢晖是这样对港澳大学进行总结的：“不论身处高位的校长，还是各部门、各学院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都被置入到一个完整的服务体系中。”

 

德国数学家赫尔曼·外尔在《德国的大学和科学》一书中举例说，德国的大学教师追求走他自己的路，不会受到任何阻碍。“他不靠任何人的命令办事”。

 

德国大学自治有着深厚的传统，可就在短短12年的纳粹专制独裁的高压统治期间，自治的传统几乎被毁于一旦。也就是说，大学被行政化很容易，但去行政化却很难。

 

这正是当下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将要面对的主要课题。正因为如此，南方科大和复旦大学所作的努力，意义非同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