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议论逐渐升温，虽然离彻底根治科技体制存在的痼疾还为时尚远，但毕竟开启了广泛的认真思考，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也充分说明大家对于中国科技事业的未来还抱有强烈的信心，否则将会出现麻木的沉默。因为，只有对于那些彻底失去希望的事物，人们才懒得去议论。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该为这次思想的破冰行动鼓掌。

 

一场有意义的讨论，并不仅仅是为了证明某个观点是否正确，更重要的是要在辩论中通过展示各种可能性，为未来发展寻找一条可行的道路，否则的话，一场有意义的辩论将在非理性的亢奋中丧失它的大部分意义，这也就是笔者所谓的“思想的浪费”。对于当下的辩论，笔者认为急需作出如下的界定，即批评的限度问题：范式之内还是范式之外？否则将会出现批评的分裂，不但没有取得应有的讨论成果，反而使辩论双方陷入对立与误解之中。基于这种考虑，笔者认为：科技体制改革的边界应该限定在范式之内，而不应跳到范式之外，否则将无功而返，造成更大的浪费：时间、精力与公众的信心。

 

科技体制作为国家的一种重要制度形式，它的作用主要有两个：首先，完成国家设定的战略目标；其次，通过一些具体制度安排，调动其内部成员的积极性，从而有助于国家目标的实现以及科技的快速发展。按照制度经济学的经典说法，任何一种制度通常都由三种基本要素构成，即规制性、规范性与文化—认知性，正是通过这三种构成要素，保证了国家目标与个人意志在整个科技活动中的契合。通俗地讲，通过政策的规制性与规范性的硬性约束，力争使公平最大化，从而实现从资源的再分配到承认的所有环节都被置于公正的框架下，公平在任何情况下都具有不容置疑的优先性，这是制度应该具有的美德。一旦这种政策运行模式得以确立并得到坚决贯彻，便会在科技共同体内部形成一种文化—认知的习惯，由于这种规训作用，久而久之，科技共同体便形成了一种基于原则而非利益的正义原则，即公平优先。如果这种改革定位在科技体制范式内的理解是正确的，回到当下中国科技体制运行的实践，就可以约略地知道问题最为严重的环节主要有以下几个：资源的分配、承认机制的扭曲以及奖惩机制的缺位等，因此，未来的改革将是科技体制范式内的技术性问题。

 

鉴于这种现实，当下中国科技体制改革应该果断采取3种策略：首先，在资源分配领域坚决压缩各类重大项目，对于中小项目加大扩容力度，尤其是中型项目，对于合格的初级研究者在一定期限内提供免于评审的小额基础科研基金，使科学界各个层次的人员都能相对稳定地从事研究。相对于大型项目而言，中型项目的评审已经具有比较成熟的经验，可以最大程度保证公平。众所周知，一个大型“973”项目的经费额度相当于100个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15个杰出青年基金项目。孰优孰劣，可以拿一个重大项目与15个杰出青年基金项目进行横向比较，相信结果会很令人震惊。资源分配问题之所以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是因为真实的中国学界正处于科技快速发展而资源人均配置严重偏低的阶段。有资料显示，2008年中国科研人员的人均R&D经费为3.4万美元/年，而同期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多在人均15万美元/年左右，差距非常明显，这种状况加剧了中国科技资源竞争的惨烈程度，一旦发生分配不公平现象，马上会成为科技界关注的焦点。由于重大项目在认定与评审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加剧了资源分配在科技管理中的难度，所以压缩重大项目是当前科技体制改革的首要任务。另外，经济学研究已经证明，在人均资本严重偏低的情况下，适当提高人均资本占有量，将会带来较高的边际产出效应，这也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主要措施。

 

其次，坚决取消科研成果申报评奖制度，采取行业学会与同行专家的匿名推荐制。大幅提高评审费，使推荐人对于评审结果负有连带荣誉责任，评审材料10年内保密。反观目前中国的奖励系统，是完全靠个人申报来运行的，这是很荒谬的现象。诺贝尔奖为什么不采取申报制，而采取推荐制？承认作为一种荣誉机制一定要来自独立的第三方的客观评审，否则只能造成扭曲的承认，从而毁掉科技界赖以生存与发展的一个车轮。

 

第三，关于惩罚，对于违规者的严格惩罚是以否定的方式捍卫科技体制的程序正义，它以否定性的力量规定了科技界的内在秩序。中国科技界之所以出现诸多乱象，就是由于应该奖励的没有得到应有的奖励，应该受到惩罚的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惩处。这导致违规者收益个人化而成本社会化，使科技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信誉资本日益受到侵蚀，出现荣誉领域的“公地悲剧”，从而造成科技体制健康运行的第二个轮子出现严重问题。

 

随着国家公共财政改革步伐的加快，中国科技体制必须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否则的话，再做不出重大原始创新成果，公众将会用投票表达他们的不满，到那时，科研经费预算将面临被缩减的危险，这不是杞人忧天，如果那一天真的到来了，必将是中国科技事业的冬天。因此，一个健康的科技体制应该时刻拥有未雨绸缪的情怀，相反，一个不重视未来的科技体制是没有未来的。

 

（作者李侠为上海交通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