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我过去提过，为什么不能像西方国家的大学一样，由教授委员会来全权负责科学研究的管理，而不是科研处！科研处不能真正了解科学过程，只能按死规定管理。”

 

6月28日，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中国挑战科学极限甚或道德极限》。

 

文章指出：“火药、活字印刷术等发明曾使中国位列世界科技领域前沿。而今，中国的科学家和发明家凭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闯劲儿，正在为中国科技的重新崛起而努力。”“但由于中国不存在西方的社会和法律约束，中国富有进取精神的科学家也在挑战伦理极限。”

 

“2008年，中国科技部门要求科研人员在两年时间内研制出30种临床实验性药物，但申请项目资金的时限只有5天。而且，1949年以来，中国只研发了一种获得国际认可的药品：治疗疟疾的青蒿素。”

 

王小凡认为，目前国内在制度上存在很多对伦理教育不利的地方。

 

第一，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王小凡说：“我最近听说有些地方，包括一些重要的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的一些研究所，对发表论文仍然实施奖金鼓励，比如发表一篇《自然》论文，奖金可以发到20万元。这是很大的诱惑力。大学、研究所将论文发表与奖金直接挂钩甚至召开新闻发布会，我觉得很危险。这个现象一下子杜绝不了，但要慢慢取消，不能靠这样来推动科学。”

 

第二，逼良为娼，铤而走险。“这是我通过亲身经历感受到的。前不久，上海一所著名高校的一位教授给我写信说，他有一个学生很着急，论文送了几个期刊都没有被接受，他认为这篇论文的质量非常好，想看看能不能上我所在的《生物化学杂志》。这名学生毕业快一年了，根据学校的规定，博士毕业后一年内没有在影响因子在5以上的期刊发表论文，那么学校将废除他的博士学位。我觉得这个处罚太重了，让人觉得读博士6～7年的时间全部付诸东流，这种巨大的落差会使一些人铤而走险——造假。这叫逼良为娼，是被逼之下不得已为之！”王小凡说。

 

王小凡说，大学和研究所制定这样的规定也许是促使研究生们拿出好的成果。但科学的进程是不可预料的，如果都能预料，那还做什么科学呢？“科学本身是一个发现的过程，很多情况下你会发现自己的假说不对，需要修正，再往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