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国科学院一样，美国国家科学院每年也要举行一次院士大会。但在今年4月举行的美国科学院院士年会上，却有一个特别举措：一批美国科学院院士聚集在一起专门召开半天会议，讨论关于中国研究人员在论文中造假的问题。

 

“这个会议的内容从多个渠道反映到我们几位华人学者这里。我们认为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如果美国有一批院士有这样的印象：来自中国的部分论文数据有造假成分，将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有非常大的影响。因为大家都记得韩国科学家黄禹锡的造假事件，到现在，韩国科学家送到国际顶尖期刊的论文，常常都要受到更严格的审查，因为担心其中有不诚实的部分。”美国杜克大学教授王小凡忧心忡忡地对记者说。

 

“我觉得，从财力到人力，今天中国在科学上投入了这么多的国家资源，如果一旦沾上这种受人怀疑的阴影，对许多人的前途、对国家的科学发展都会造成很大影响，所以，我们应该把这件事真正提高到一个很高的层面上来讲。”王小凡表示。

 

通过朋友，王小凡得知参加美国科学院院士这次特别会议的一位美国科学院院士最近经历的一件事。

 

这位院士是《分子细胞学》的审稿人，在评审一篇中国作者的论文时，他发现论文中的结果不可信，可能有造假成分，于是就将自己的意见写在审稿人评论中，并告诉了期刊编辑。期刊在拒稿的同时也向作者指出了这一问题。然而几天之后，这位院士又收到另一期刊寄来评审的同样文章，内容一点儿都没有改！

 

这位院士非常震惊地说：“我给你指出来可能造假的地方，你居然连一点儿改变都没有就原封不动地送回来，简直是太明目张胆地做这种事！”

 

在听到这个消息后不久，《分子细胞学》的主编陈枫打电话找王小凡谈别的事情，顺便和他讨论了关于在中国进行科学道德教育的重要性。

 

陈枫说：“中国应该加强这方面的教育，否则不少中国研究生们都不知道其后果的严重性——这种事一旦犯了，你的职业生涯就结束了（This kind of mistake is a career-ending mistake）。”

 

王小凡说：“许多中国学生都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我们确实应该对这方面加强注意。”

 

他认为，这类学术不端行为基本上有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论文中抄袭了别人文章的成段或成句。王小凡说：“这种情况我们犯得比较多，主要是我们的文化传统对这个问题不太注意。长期以来，中国人对抄袭别人的文章或将别人的文章背得滚瓜烂熟，被认为是好的方面，但在西方文化中这是不能被容忍的。他们会说你怎么不自己做事呢？不能老觉得别人的文章好、句子好就拿来用，要写出自己的句子来。”

 

“为什么我认为这种情况比较普遍？以杜克大学的研究生为例：有一位来自国内重点高校的高材生，考来时分数是系里的第一名。有一次，他的授课老师在一次开卷考试中发现，这名学生在卷子中整段整段地抄袭这位老师的综述文章。”

 

“按规定，这种情况学生是可以被开除的。我听到这个消息后还是替这名学生讲了情。我说，如果这位学生真知道不该这么做，很可能会抄你不知道的一些人的综述文章，而不是你本人的。这位任课老师一想确实是这么回事，所以学校最后决定让这名学生重修这门课，而不是处罚得那么重。”王小凡介绍。

 

这件事让王小凡了解到，实际上好多中国学生真是不知道哪些事情是绝对不能做的。“像这种事情，美国学生绝对不会做。这不是说中国学生有那么大的胆子，而是他根本就不知道不能这样做。”

 

然而，实际情况更为严重，在这件事情之后，一位中国研究生在加入王小凡的实验室后对他说：“你都不知道我们在国内读硕士时，我们图书馆里有些综述文章下面都写着：‘已抄过’。”

 

“我十分震惊，也就是说，这种事对他们来说司空见惯了。”王小凡说。

 

第二种类型属于打擦边球或走捷径的问题。王小凡说：“比如，在生物学实验里，某一种凝胶电泳已经走了不下10次，你知道这个结果是对的，别人也能重复，但你忘了把对照数据做成图表。等到审稿人在意见中说没有对照图时，一些中国学生，包括在美国的中国人，听说也是司空见惯，拿另外一个凝胶电泳的对照图安上去交差了事。这种事情被发现后就会被撤稿或拒稿，这是一种偷懒的行为，也是绝对不能做的。国内要对这种行为进行教育。”

 

第三种是故意造假。“我觉得这是最恶性的，结果完全是编造出来的。最近，我听说国内有个别重要的生物学论文被人怀疑，美国的部分生物学家们在经过讨论后认为绝对不可能有这样的结果。我觉得这种影响就非常坏！”王小凡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