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些校长们其所以能够按照自己的教育理念治校及充分发挥作用的原因，是得益于当时特殊的教育形态。一方面，当时的教会大学、私立大学、公立大学并存的多样化教育状态，形成了社会性的大学规则和教育风气，也构成了教育相对独立的文化传统和社会观念。我国早期大学的“较高起点”及“辉煌成就”，正是在这样的大学多元化环境及政府的有节制管理下形成的。另一方面，当时的政府在名义上追求的宪政目标及政府在实际上的弱势地位（早期大学隶属于的北洋政府及民国政府，都没有完成国家的实质性统一），致使其对大学的管制有所顾忌，从而为大学校长们实现自己的教育理想提供了机会。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顶撞蒋介石事件，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向蒋介石“约法三章”的佳话，都证明了当时的大学校长是可以有自己的教育个性的，也是具有较大的治校自由的。

 

大学校长地位发生根本性变化的转折点，始于新中国建立后的大学“院系调整”，以及其后的一系列改造大学思想和组织的政治化运动。这些运动将大学驱赶进政治化的旋涡中，使其只能在严酷的政治化潮流中随波逐流。这种制度和文化环境中的大学校长们越来越脱离学人的身份，成为遵命办学和落实各种政治化任务的教育官员。他们的工作职责已不再是以维护教育品格和精神为宗旨，而是以落实各种政治指令为指归。这种体制下的大学校长，已经不是教育的良心和灵魂，不是教师和学者意志的化身，而成了政治的代表和执行者。他们的身份与个人的品格、学问、威望已经没有了什么关系，一些缺乏基本教育素养的人同样可以到大学中担任校长或书记。不少担任校长、书记的人在乎的也不是早期校长们追求的社会清誉，而是校长、书记职位所包含的行政级别及相应的政治和经济待遇。

 

这样，经过多年的政治化制度的规制和政治化文化的熏陶，大学目标和宗旨在人们心中已经是面目全非，教育行政化的意识可以说已经深入人心，并且已经演变为许多大学人的人格和自觉意识。人们对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和“培养有教养的人”的宗旨已经十分陌生，代之而起的是“大学是改变命运的机会”，是“职业资格制造场所”或“大学文凭的制造中心”等观念。不仅学生及其家长、政府教育行政机构的官员这么认为，就连大学中的大部分教师及领导也是这样认为的。正是人们在大学性质及功能上的这种“共识”，才造就了大学中经久不衰的功利化、技术化、庸俗化潮流和风气。

 

由于缺乏理性的大学价值观念的引导，人们在大学活动中的基本立场改变了，对问题的态度和看法也变了，在学者们认为很成问题的大学行政化，在校长们眼里则不是问题，甚至被认为是应该追求的工作目标。他们不遗余力实践的反而是如何加强行政化，使行政化的技术更完美、更成熟。在教育的现实活动过程中，他们不认为教师权利被剥夺、教师的人格被轻慢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大学成为政府下属的准行政机构，被按照行政逻辑管理的意识，已经转化成了他们的主观意志和自觉行为。从这个角度上看，反对“去行政化”的大学校长们的各种观点，或许并不是作秀，而是他们真实的心声和态度。而这，则可能是最可怕的。因为如果他们是明白的，社会还可以寄希望于他们的自觉纠正。如果他们是真正的不明白，那寄希望于他们来改善大学，则无异于白日做梦。任由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则大学教授无权利、无尊严，进而无气节、无学问；大学生无志向、无品德、无修养；大学教育精神和文化传播徒有虚名的现象、大学价值和意义无从产生的现象将更加严重。大学的更加沉沦和堕落，将使社会的文明和进步难以为继。

 

大学“去行政化”争论可以说是一面镜子，它不仅从一些大学校长的反“去行政化”观点中照出了大学行政化问题的严重性，也照出了在社会的主流意识及集体意识中，对什么是大学、什么是大学精神等教育常识的陌生。这种现象提示我们，中国的大学发展，不仅存在着在建设现代大学制度、改革大学校长选拔方式等问题上如何形成共识的问题，更存在着关于大学本质、大学精神、大学宗旨、大学理念等理论的普及问题，甚至于存在着对什么是教育、什么是教师、什么是大学等教育常识的启蒙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既非一日之功，需要从长计议，又需要首先解决形成这些问题的思想认识问题，亦即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说的，需要进行一场澄清是非的思想革命，从哲学的层次上、从国家的层次上明确是非，为大学发展提供理性的、清晰的、文明的思想基础。而这些，或许才是大学“去行政化”争论对我们的真正意义。

 

（作者为江苏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