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的教育理论研究表明，大学行政化形成的原因是复杂的，深刻的。行政化的表现虽然在当下，但其根子却在历史的深处，在社会制度和社会意识的深处。因而大学中的“去行政化”，无疑是一次涉及教育观念、制度、文化、利益格局的思想和制度革命；还由于我国的大学制度不仅与国家整体的教育制度密切联系，而且与社会的政治制度密切联系，因而大学的“去行政化”，还要涉及国家的整体教育制度改革及政治制度改革。

 

“去行政化”的前提是国家级决策者们对大学本质认识的改变。“去行政化”活动不仅是对现行大学制度的更新和超越，而且是对新的、体现大学本质和宗旨的大学制度的建立，为此，社会需要首先改变对大学本质和宗旨的认识。前已述及，我国的大学制度是在世界大学职能和意义转向之后才从德、美、苏等国引进的，我国对世界大学制度和思想的移植，只是注重了他们思想的后期阶段及制度的形式，亦即大学发挥科研职能以及为社会服务职能的思想，而缺少了大学弘扬基督教普遍精神和提升人生意义的培养有教养的人的思想，因而人们在观念上总是将大学视为实现社会目的的工具，而没有意识到大学存在和发展本身就是一种有意义的目的，进而忽视了大学对社会文化革新和改造的提升和引领作用，忽视了大学文化的创造及对人高贵灵魂的塑造作用。而大学对社会的精神引导作用及对大学本身意义的重视，一般是需要经过大学自己的努力、再与社会达成妥协来完成的。然而这样的条件我国目前的大学并不具备，需要由大学之外的社会力量来推动。纵观我国大学的历史，可见大学制度的每一次变动，基本上都是由外力推动完成的。恢复高考制度是这样，大学收费制度制定及大学合并、扩招活动的发生也是这样。又由于我国的大学制度本质上还属于政治制度，因而必须得到国家政治方面的支持。而在目前的情况下，要完成大学制度的“去行政化”，则必须得到国家高层的理解和支持，并由他们中的“卡理斯玛”式人物主导来完成。所以，国家高层对大学本质、意义、作用认识的改变，是大学“去行政化”的思想和精神前提。

 

“去行政化”的关键是国家的高教决策层对大学中党政关系本质理解的改变。我国现行的大学制度，与社会其他行业结构一样，是一种典型的党政“二元”结构。其渊源一是前苏联的民主集中制，一是根据地大学中的党委领导制。这种结构与我国早期大学从国外移植的大学制度差异明显，对大学活动的影响也大相径庭，因而一直是新中国建立后关于大学制度争议的焦点。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许多人就是因为对这种体制提意见而被打成“右派”的。为了解决大学中的体制问题，我国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教育体制改革中，曾经在100多所大学进行过党政分开的改革试验，期望能够在大学领导的党政关系问题上有所突破。而笔者其所以提出需要重新理解党政关系的问题，是因为我国大学中的行政化现象，不仅与大学的行政管理制度有关系，而且也与大学中的党委领导体制有关系，由于大学校长是在党委领导下工作的，如果不涉及党委领导体制的改革问题，极可能是治标不治本，行政化问题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现实大学中的党政双重领导结构，不仅使大学中的领导和管理机构繁多，非教学人员数量庞大（一般为教学人员的2倍），使大学承受着巨大的经费压力和内耗行为的干扰，而且使大学中官员的数量庞大（社会上传说的“校级干部一走廊，处级干部一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可以说毫不夸张），出现一个掌握了大学财、物资源的行政管理集团，他们中有些人的“自利”行为自然地引发了大学中的权力腐败和学术腐败现象。大学中的行政化现象及“官本位”风气，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这种党政双重领导体制引起的。所以，要在大学中“去行政化”，就首先必须考虑改革这种体制。但要改革这种“二元”体制，就必须提高决策者们在这方面的认识，对大学中的党政关系进行深刻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