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社会，时尚传播，信息在传播中产生各种新的认识与价值。今年以来，先是浙江大学爆出贺海波“论文造假”事件，校方处理结果：把贺海波“开除出教师队伍”，所在研究室主任吴某因“监管”不力被撤职“解聘”，那位北京来的兼职院士也因“院长”期满不再“续聘”等等。首先作出反应的是央视节目主持人评论浙江大学“刑不上大夫”。这很明显：除了研究室主任的“监管”不力，浙江大学的博士后工作与科研主管部门乃至校领导就没有“监管”责任吗？现在，杨伦“抄袭”事件又牵涉到辽宁大学陆副校长，辽宁大学方面表示，“抄袭”系杨伦一人所为，陆副校长署名仅为帮助学生的论文得以发表。总之，大凡领导部门和领导同志，尽管“涉案”，但总有原因和理由“脱身”。博士生和博士后，平时干活，“案发”获罪，任劳“忍”怨，比如杨伦对即将到来的“处理”就表示很“理解”。
    我认为，除了个人品德因素外，抄袭造假行为的根本原因说到底还是工作岗位及其伴生的职称、课题、项目等等社会资源缺乏“保障”造成的。正是为了争取这些稀缺资源，谋生存，求发展，才不断有人心存侥幸，铤而走险。如果能够不被揭露甚或在“权威”庇护下蒙混过关，他们就可以留在学术重镇，或进入理想的专业岗位工作；但现在岗位有限，必然像“劣币驱逐良币”一样，对那些没有或不敢、不屑于抄袭造假的同行、同学们，提出挑战。这已是行内潜规则——谁敢视而不见？！
    面对日益激烈的岗位竞争和某些监管缺位，部门利益往往使导师和领导的责任形同虚设（在现行的学术体制中，他们还必须“挂名”、“签名”和“出名”）。因此，不仅要严惩害群之马，还要深刻揭露“害群”的学术潜规则！目前，这方面的“动作”不大，甚至认识不清，更缺乏学理争鸣。我们需要的是“源头治理”而不能指望“杀一儆百”。教育部部长周济要求将学术道德教育纳入高校课程，对学术不端行为要严惩，要动真格的，要像体育界反兴奋剂一样，采取“零容忍”。然而，此类学术“事件”，年年月月“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陋规”不除，后患无穷，又怎一个“零”字了得？“零容忍”只是不姑息，说到怎么动“真格的”，近年来官员引咎离职不在少数，此类做法可资借鉴。“陋规”依旧发展并“可持续”，严格“自律”就难开新篇章——这是领导层面的学术“劣币驱逐良币”。权力伴生“学术腐败”，就是对学术“劣币”的变相支持和鼓励。
    对竞争失败、落选乃至“犯规”淘汰的“研究生—博士后”等青年科技人员，从人道主义的视角来看，也应该建立“能上能下”的改行、退出机制。对于“刑释人员”我们还讲政策、给出路；对于“贺海波”与“杨伦”们，有关单位也要妥为安排，给予革面洗心的教育和改过自新的机会。因为“研究生—博士后”群体正值青春年华，他们在科研第一线披坚执锐日夜奋战，生活待遇低，经济状况差，面对学业任务、职责失误和过错，他们要承受巨大的精神与生存压力，近年来，关于学者、学生（硕、博研究生）自杀、猝死的报道并不鲜见。几乎同时，社会上“官学勾结”早已司空见惯：有多少司局乃至省部级高官年近半百，根本不听课、不到校，甚或请人“代学、代考”取得名校的博士、硕士学位，因此在学界、仕途左右逢源，对相关资源形成“掠夺性”霸占，从而使科研一线人员沦为弱势群体——这也是一种学术“劣币驱逐良币”，不过形式特殊而更加隐蔽罢了。这比抄袭、剽窃和论文造假的危害性更大更丑恶！但却引不起社会与学界的警惕，更很少被我们名牌大学与研究生院的领导们所提及。这种现象反映的价值导向和发展趋势，亟需引起我们的反省和深思。
    前不久，英国《自然》杂志曾发表社论指出：应该从科研不端行为发生状况、预防和处理机制等方面建立一套标准体系，来衡量某个国家的科研诚信度。我认为这同样必须以人为本，尤其领导应该率先“自律”，因为环境和权力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兼“公倍数”，自成一方“天地”和“气候”；“江南为桔，江北为枳”。如果哪里的科研体制与高校总是难以根除论文造假和抄袭，我们就应该追究领导，公开“问责”：为什么正不祛邪？他们那里是否存在学术“劣币驱逐良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