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学者王传超并没想到，自己一篇不到两千字的文章，会引起学术圈内巨大共鸣。

　　“一针见血！完全说出了我们的心声。”华中科技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青年教授薛宇感叹。

　　“说出了我们大家一直想说而又不敢说的话。”发链接给薛宇的张亮生说。这位32岁的同济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副研究员当天甚至将文章打印了出来，反复阅读。

　　这篇题为《给年轻人一个机会》的观点性文章，只是4月30日《自然》专刊上“放大镜下的中国科研”专题中的一篇。在文章中，毕业于复旦大学的王传超博士呼吁：中国有必要与其它国家一样，为新毕业的博士生提供资金和机会，以免青年科研人员外流、长期留在国外或完全脱离科研界。

　　“博士刚毕业时恰好是人生中精力最充沛、思维最活跃的时候，但条条框框的限制把人捆得像个粽子。”戴着一副眼镜、身材清瘦的薛宇有些激动，“给年轻人一个机会，为年轻学者松绑，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

　　他很快把文章转给身边的年轻学者们，又引发了一场讨论。而张亮生当天写的有感而发的博文，则获得了科学网上两万多次的阅读量和50个推荐。

　　从事科研，他觉得自己的人生轨迹几乎可以预见

　　就在热烈探讨科研评估体系应当怎样“给年轻人一个机会”之时，薛宇收到科学网编辑邀请，针对这个话题，参加一个不限时的在线讨论。一同受邀的还有张亮生。

　　“感觉做科研就是发发论文，心里不踏实，咋整？”

　　“想出去读博见世面，又觉得留在国内可以攒人脉，纠结。”

　　“刚工作，总是被单位要求频繁地转换课题，怎么破？”几天前，讨论刚一开始，短短几分钟之内，数十条问题便出现在屏幕上。

　　年轻人们的问题五花八门，薛宇对着屏幕却只看到俩字——迷茫。“这是学生和年轻学者普遍的感觉”，他已经工作了9年，这种感觉却仍然伴随左右。

　　和很多八零后一样，35岁的薛宇偶尔也会向往一下“不一样的人生”。但从事科研，他觉得自己的人生轨迹几乎可以预见。

　　曾有人对他形容在读博士们的命运：杰出的博士毕业后，人生的轨迹便是，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教授，教授……直到最后去世成为死教授。不够杰出的博士毕了业，就只能转行，在远离专业的其他领域“打酱油”。

　　博士的出路似乎越走越窄，薛宇觉得，是科研评价体系出了问题，“在国内，评价一个学者的方式几乎就是数论文。”

　　他一度理所应当地接受着这种体系的评价，认为“做科研的一生，就是发论文的一生”，相比于同龄人，薛宇觉得自己算得上幸运，博士毕业后，他便直接被母校华中科技大学聘为副教授。

　　但后来看到北京大学饶毅教授写的科普博客，他才突然意识到，科学家的形象不应该只是 “戴着大眼镜，整天蹲在实验室”，像霍金写《时间简史》、道金斯写《自私的基因》那样为大众普及科学知识，一样是科学的一部分，而对创立私人公司的克雷格·文特尔和杨焕明这样的学者，也应当给予宽容和认可，毕竟，科学也要关注应用和产业。

　　可据他观察到的现状，学界对于科学家写科普、学者开公司的评价，依然是“不务正业”。

　　薛宇的研究领域是生物信息学，这是一门由生命科学、信息学以及数理化等多门学科交叉的新学科。“更偏向IT”，他解释说，主要的工作就是用计算机分析人类数目巨大的基因序列中表达的结构功能的生物信息。

　　然而，这个被称为“21世纪自然科学核心领域”的前沿学科，却因为其更偏向于技术的特质，而受到一些带有偏见的评价。早几年，从事生物信息学的科技机构“华大基因”就曾因为研究的是技术和方法而被斥“没有科学”。 身在同一领域，薛宇很有感触，“做科学就应该比做技术要显得档次更高？科学与技术何时分家过？”

　　他感觉，科研评价里许多不成文的条条框框将人束缚住了，留给年轻人的只剩迷茫。

　　他将不再分析遗传序列上的大数据，转而分析淘宝上人们的购物习惯

　　和大多数年轻学者一样，薛宇的科研起步之路，走得十分缓慢。

　　因为科研的资源、条件、独立性等等都与职称挂钩，一开始，薛宇连实验室都没有，也没有带博士的资格，只能领着几个硕士生“过家家”，他解释说，硕士生第一年要上课，第三年要准备毕业论文，只有第二年能安心做些研究，把太深的课题交给他们，很容易让学生们无法顺利毕业。

　　从事前沿学科的研究让他一毕业就当上了副教授，但“新学科”、“年轻人”这样的标签也带给他不少麻烦。最开始申请课题经费的时候，项目书里的一两个错别字都会被放大成“不踏实”、“不靠谱”的印象，然后惨遭拒绝。

　　“资深学者普遍对年轻人缺乏信任感，多数人不相信青年学者能够取得突出成就，认为我们没有资格承担大项目。”这个获2012年“青年科学之星”生命科学领域铜奖的年轻人说。

　　两个多月以前网上热炒“27岁浙大美女教授陆盈盈”时，他曾特意写了篇博文，列数24岁就成为正教授的华人数学家陶哲轩、22岁就在《自然》发表炎黄基因组测序和组装论文的生物信息学者李英睿等人，为年轻的科学家正名。

　　申请经费几乎是所有年轻科研工作者们共同的“痛”。 据王传超在《自然》期刊里的表述，目前青年学者能够争取的最大的经费项目要数青年科学基金，占到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总预算的20%。但每个成功申请的项目在3年里却仅能拿到约24万元人民币的经费。第二个选择是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每个成功的申请者在做博士后的两年里也仅仅能获得5～8万元。这些经费远不足以购置实验室试剂和耗材来开展科研项目。

　　一提起钱，青年学者们感受到的满满都是尴尬。研究表观遗传组学的张亮生无奈地说起国内博士后的鸡肋处境。张亮生曾在2012年去美国宾州州立大学做过8个月的博士后，他解释说，在美国，博士后相当于一份职业，可以从中获取薪水，也可以随时中止。

　　而在国内，人们总是说“读”博士后，搜索“国内 博士后”，网上满是吐槽和心酸，也正因如此，很多人选择出国做博士后，“把青春和智慧奉献给别国，为他人做嫁衣”。

　　更令导师感到扼腕叹息的是有才能的学生因为钱的顾虑而放弃科研。同在同济大学任教的33岁博导刘琦感慨，现在招博士生，甚至需要着重考虑一下学生的家庭经济情况。

　　他眼下有一个硕士生即将毕业，这个学生在科研方面很有天赋，刘琦很想留他读自己的博士，把科研坚持下去。学生也很纠结，考虑到如今博士毕业后竞争和经济方面的双重压力，他还是选择了放弃科研。

　　这个学生最终签约了阿里巴巴，从今年6月以后，他将不再分析遗传序列上的大数据，转而分析淘宝上人们的购物习惯。

　　“他硕士刚毕业的收入就比我一个教授高！”刘琦感到五味杂陈，他自己也说不清，是替学生高兴，还是为少了一个科研人才而惋惜。

　　清华大学的“90后”女博士张洁现在也感觉挺迷茫，她已经博士三年级，前不久刚刚发现了轰动国际学术界的“液态金属机器”，却依然对未来充满了不确定。

　　“我可能会先出国镀个铜”，她有些自嘲地说，“然后再回来做科研，不过北京博士出来搞科研，一个月就五六千，还不如本科生出来去企业工作。生活难啊！”

　　应该给年轻学者维权的机会，避免年轻科学家成为“科研民工”的命运

　　这个周末，薛宇一有时间就在科学网的在线讨论里回复年轻人们的问题。看着那些似曾相识的困惑，他的忧虑加剧了。“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这些问题将永远停留在被吐槽的阶段，得不到解决。”

　　2014年，他曾在哈佛大学生物统计与计算生物学系副教授刘小乐的帮助下，建立了一个生物信息学沙龙，目的就是让年轻人有个说话的平台。在这里，业界人士可以不分长幼、畅所欲言。他们计划着，将这个沙龙进行下去，每两年举办一次。

　　5月10日这天，薛宇要参加一个青年学者论坛，第二天，他还要参加分析化学的年会。现在，他平均一年要参加8到10个学术会议，到海外交流一到两次。

　　“十多年前国内每年平均只有一个学术会议。” 他觉得，越来越频繁的学术交流和互动对增进同行学者间的信息共享与合作大有裨益。

　　我国的科研评估方式也在朝着重视质量的方向扭转。薛宇发现，像南京大学张辰宇教授关于循环miRNA的跨物种调控、清华大学俞立教授发现新的细胞器“迁移体”，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李文辉博士发现乙肝受体等高水平、原创性极强的研究工作，并没有局限于发表在国际顶级期刊上；他所在的大学也已开始允许副教授评选博导，据他了解，北大、清华的助理教授也可以指导研究生，有独立从事科研的资格。

　　青年学者们还是希望变革的步子可以迈得再大些，中国科学院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徐耀希望，如果可能，应该取消除国防计划以外的那些大科研计划，让“大牛“们的欲望降低，做更为力所能及的课题，这样可以把一部分资金分给年轻人。同时，应该给年轻学者维权的机会，让学术带头人做到利益均沾，以免去年轻科学家成为”科研民工“的命运。

　　“国家应该创造更加开明和公正公平的环境，并提高待遇，把面临选择境地的可塑之材留下。”刘琦始终为放弃科研的那名学生感到惋惜，“科研不应该是只凭情怀才能坚持下来的事业。”